中国处在十字路口
星期四, 24 五月 2007.
--关于中国工人斗争、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的展望
chinaworker.info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如何介入(中国的)工人斗争并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供支持。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超乎寻常和令人惊讶的预见性。”
这无关于是否一定要作出具体而确定的预测：如，下一次经济大衰退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现政权能维持多久? 什么时候独立的工人组织能被建立起来？
以上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但任何人想得到确切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对未来展望的讨论的作用在于确定当前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方向和明确社会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然后在每次事件发生时，随之更新和调整我们的观点。
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相信中国的经济将像子弹头列车一样再快速发展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果该预测成立的话, 它将对我们的观点产生巨大影响，也即意味着在未来至少一个阶段内中国统治阶层将维持较大范围的政治稳定。不过由于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间的内在矛盾，该预测显然并不太可能实现。
中国在现阶段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内在部分，在中国即将发生的危机必然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全球的政治变动也必然比以往任何时刻会对中国产生冲击，也将改变（中国）工人阶级和年轻人的想法。布什当局（的所作所为）及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的超级霸权产生重大损害，削弱了它在全球的优势，也严重地限制了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但这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再实行新的军事冒险主义行动。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与伊朗发生的冲突，与俄罗斯、欧盟以及中国的经济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该经济发展过程的具体内容将在2007年世界大会中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文件及其他工人国际委员会的资料中更为充分地予以说明。
中国正通过数以百万计不同的管道连通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渠道如下：a) 资本流通和投资，b) 贸易， c) 跨国公司们利用中国作为整个亚洲或者说全球生产链中的最后一环。目前有50,000 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有自己的业务。自从1992年以来, 中国的关税已经从当初的平均40%降到了5%左右；尤其是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几乎所有的门都已经对全球化的市场打开了。中国虽然如同印度一样，仍然没有放弃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但新措施增加了允许资本外流的规模，这标志着资本控制的自由化进程。尽管存在现存的资本控制措施，但大量的”热钱”(风险资本)流入中国的地产业和其他投机行业，不由得使人想起1990年代发生在”亚洲四小龙”身上的金融危机。
对外贸易大约相当于中国整体GDP的70%，其所占比例远大于对外贸易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大经济实体所占的比例。与此相比，在美国外贸仅占GDP的26%，本是20%，德国是63%，但德国的绝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发生在由其主导的欧元区内。中国目前正在积极组织东亚贸易区，以作为一项保障政策来抵御保护主义或者欧美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
美中联系
从本世纪初以来，在中美间具有统治地位的联系是两者的经济联系。这一经济联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轴心。正如部分经济学家所称呼那样，在这种”大规模经济交易”的形势下，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和其他贫穷国家那里大规模借入现金以便在国内实行所谓的”宽松金融政策”从而达到国内信用体系的大规模扩张。这也允许美国人民能够以超过收入的标准进行消费，尤其是使用日益增长的房屋价格作为抵押去获取新的贷款。而这些消费正好可以推动来自于中国和其他”捐助”国的进口从而在金融上维持这种”大规模交易”的经济模式的运作。
而这种金融政策维持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并跨越了“互联网冬天”、911危机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各种障碍，也促使部分评论家相信这种趋势在未来仍然可能会延续下去；但事实真相是这种巨大的自我矛盾的经济架构必然会在一场严重的经济修正或者说经济危机中解体。资本主义体系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总计有超过6万亿美元的外债—即每个美国人不分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要担负20000美元的债务。但也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局（美国中央银行）所执行的“宽松金融”政策，世界经济正处于大量美元的冲击中。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持续增长的通货膨胀必然会迫使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修改他们现行的方针，虽然至今尚未发生。而这一现象尚未发生的原因是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造成各地的劳动力收入和工作条件竞相降低，而这种依靠打压劳动力成本来获取竞争力的主要发源地就是中国。在中国沿海城市目前有1亿5千万被超额剥削的民工，这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有大量本来应该是劳动者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在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今天的41%。与此同时，相比小幅度但类似的工资占GDP比例下降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实体内。
中国，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也被美国的金融政策所牢牢捆绑住,并失去了对于日益增长的自己内部的货币供应和信用贷款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大量发行人民币以冲抵蜂拥而来的美元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国内经济的严重变形失真，导致城市房价的泡沫化和过度投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三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上用“不稳定的”，“不均衡的”， 不协调的“和“不可持续的”等用词来描述现阶段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四年中货币供应大量超越了政府的目标，而与此同时政府企图减缓信用贷款也遭到了失败。“从2003年以来,我们已经引入了数种不同的政策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日报>>抱怨道,” 但更多的时候它们被地方政府忽视和曲解.”这些问题在国有银行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愈加积累，而国有银行们一贯不遵从政府的法令。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非法的金融机构或者叫”地下”银行,根据2006年中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 每年都有大约有28%的新贷款,即相当于8000亿人民币属于非法的”地下银行”。这个数额几乎相当于中国每年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两倍。
现阶段如此过度投资的表现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正如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承受过度生产和消费不振，如此经济形势的不平衡或早或晚必然导致自我表现的修正，从而造成经济危机甚至是经济大崩溃。
当然在短期内中国可以使它的商业经济更为融入全球经济中，尤其是使它的出口达到2001年的3倍；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可以永远持续下去。WTO关于多哈回合的失败已经表明了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建立自由经济体系的巨大压力。美中间的关系已经可以类比于过去旧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之间核威慑下的平衡体系，这就是被称为“相互确保毁灭”的策略；无论哪一方也无法承担攻击对方的代价。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就意味着双方都要被彻底消灭。但资本主义制度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体系，它是基于盲目对利润的追求。所以，从这一观点出发美中的经济轴心关系终将崩溃，无论双方的政府愿意或者不愿意这一现象发生。
但显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状态，尤其是北京非常担心尽量不破坏这种经济联系。这反映在胡锦涛缓和对待台湾问题(即通过华盛顿对台湾施压)的立场和中国在联合国上有限支持美国对于其两个名义上的盟国,朝鲜和伊朗，进行制裁。为了转移美国要求中国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价的要求，北京方面增加了WTO框架下改革的速度。例如在银行和保险领域内，允许美国公司更为大规模的进入和控制。
许多中国制造厂商都是合同的“分包商”，所以它们的行业利润率相当之低；与之相反，大量的利润被那些位于美国和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母公司、品牌拥有者和专利拥有商所获取。目前有一些中国的战略性企业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居于下游被压迫的状态，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品牌、技术和海外的配送网络，但大部分的中国公司离这个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目前在中国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利润是最高的。200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169家国有企业获取利润达6276.50亿元，相当于全国总利润的27.9%。而其中利润最高的12家企业占到了这169家企业中的五分之四(79%)。而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能源和矿产品企业，它们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由于原材料和能源迅速涨价所造成的。
一次美国经济大衰退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对于美国方面的出口(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占据了中国出口的一半。眼下中国有1亿人依靠或者间接依靠服装业为生；在经济衰退尚未发生的今天，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由于对未来可能的银行破产和工厂倒闭的大风潮的担忧，以及由此引起的大规模政治不稳定的担心，所以中国当局尽管华盛顿方面一再施加压力，迄今为止一直限制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据服装行业信息反映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整个行业的年利润会损失82亿人民币，该行业的利润就如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已经被挤压掉了。一家服装工厂主抱怨说：“我即使在街边卖蔬菜都能比现在开厂挣的多。这也是北京方面为什么拒绝用它破记录的1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去修补已经崩溃的公共健康和教育体系。 因为如在中国国内使用这些美元，他们将不得不出售美元而促使人民币升值；这将进一步削减中国出口商的利润。与之相反,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将这些外汇储备投入到外国股市和购买公司债券。
政治方针的改变?
中国胡温当局实际上知道社会中存在的大量不满，但是基于目前他们所处的虚弱的阶段，他们无法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由此例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以人为本”的口号被设计出来以满足民粹主义的要求，标志着他们向左转的倾向。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些口号不过是幻影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现在的领导层继承了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形左实右)的把戏，这一把戏愚弄了相当部分的观察家使他们以为现在中国领导层的政策与他们的前任者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事实上现在很多的政策显得更为保守。今年（中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只占GDP的1.1%是任何主要经济实体中最低的。
目前值得自夸的经济奇迹使中国很快就要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尽管如此，但位于社会底层的10%的人口(1亿3千万)在今天比本世纪初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更贫穷。在城市中，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阶层获取的生活水准的提高；但对许多工人而言，提高的薪水实际上被快速提高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重要的基本服务的支出所吞噬。而同时公共服务体系如健康医疗和公共教育由于邓小平“打破铁饭碗”的政策处于极度缺乏资金的状况中。私人在医疗开支的消费占总消费比例甚至高于美国这一数字(根据2006年OECD报告)，同时中国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占GDP的比例甚至低于很多更为贫穷的国家，如菲律宾、秘鲁和印度等。
与广泛宣传的所谓共同富裕相反，近25年来亲资本主义的政策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分化和贫富差别。国家统计局2003年和2004年的安全感调查显示，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就业失业、教育和腐败问题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报告显示，2000年“贫富差距过大”仅列在第5位，但从2001年跃升到第一位，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以后一直保持这一位序。2006年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调查发现，76%的被访者认为差距比前几年更大了，12.9%的人认为差距与以前一样，只有3.5%的人认为差距缩小了，还有7.6%的人回答不知道。社会性的不公平焦虑是强烈的社会性信号，是对社会问题的警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在为下一场巨大的“社会爆炸”而准备。
但政府目前在所有的主要问题的政策上都继续倾向于富有者和特权阶层。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新的物权法使得最近15年来通过大规模私有化盗窃的国家财产变得合法化。而人民日报将该法律称为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总理温家宝宣布该法律将帮助中国创造一个公开诚实的市场机制。围绕新法律的通过发生的尖锐的公共争论是相当重要的，反映了在国家机器内部两极分化的日益增长，并具体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之中。对于法律的主要反对者来自于大众媒体中的传统毛思想的忠诚派和退休的军方人员。而与此相反，厚颜无耻的新自由主义右翼秉承着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右翼意识形态。中央政府一直企图保持在中间立场，但今年它决定在数年的延迟后通过物权法，以作为一必要手段避免对于它放慢“资本主义改革”步骤的指责。
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将公司营业税从33%一律降到了统一比率25%。该营业税比率比美国和英国还低，为了减轻对于外资企业的打击，目前它们享受更低的税率在15%-24%之间；当局提供给所谓的“高技术产业”和“绿色产业”新的减税政策并给与他们1-2年过渡期。尽管表面的口号发生变化了，但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中央与地方
表面上看，中国当局的统治非常稳固有效；但其实这是被误导的现象。中国政府已经处于统治危机中，它已经无法摆脱从它前任那里继承的经济增长的自我矛盾：增长的失业人口(每年有2400万人寻找工作)，环境的全面破坏，农村地区的冲突，大规模拖欠工资现象等。在正面的表面化公众形象背后，政府的策略导致了令人担心的全社会爆炸性的不满。根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半数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存在和发生复杂的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非常大。
中央政府对于政权的控制正在削弱中，因为它无法对抗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力量，也无法继续控制各地日益独立的地方政府。一个(中央的)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宣称，有些时候中央政府的政策甚至出不了中南海。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中央政府的政策都被基层所阻碍。这些事例包括猖獗的非法农业土地销售， 拒绝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关闭不安全的非法小煤矿，持续的拖欠工资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和采纳中央政府的环境标准。正如中国经济季刊编辑所评论的：“冲突发生在中央政府的愿望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需求之间，而往往100个案例中有99个案例是地方政府获胜。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随着私人资本的日益增加和旧有的中央政府计划经济体制的崩解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移。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一直努力游说中央政府以企图在与别的地方政府争夺利益时获取（中央的）支持和倾向。各地的省地市政府在北京总共建立了约6000个驻京办事处以达到游说中央政府的目的。这些办事处每年要花费超过200亿人民币来与中央政府的各部门建立“关系”。(新华社报道)
为了争夺市场，投资和资源，中国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中央政府的各类政策由于地方省政府的有意忽视和修正无法得到实施或者变得走样。地方官员和资产阶级一起建立强权联盟来执行他们自己（隐藏）的“备忘录”。
如福建省方面发起台湾海峡西海岸经济开发区以吸引台湾投资离开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同时两大三角洲之间也为了各自的资本和市场而进行争夺。双方都设计方案以建立本地经济区将周边省份的市场和资源吸引到他们的轨道内，帝国主义WTO的规则要求打破中国内部的贸易障碍充分反映了中国国内市场割剧化的真实状况。
2006年在上海针对党内市委书记的肃清是来自于北京的警告，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纪律，而不仅仅是针对上海的。通过一系列的战术调整和幕后交易， 胡相政权相对于他们的前任者江泽民而言，在重建党内和各省政府的政治控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经济方面，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仍然在持续削弱中。但省政府和当地市政府面对如此多的压力和巨大的现实利益仍将根据自己的备忘录来前进。在经济方面趋向于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但这不意味着在政治方面中央也会自动削弱。
由此而来, 经济腾飞将更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但这不意味着中央政府政治层面的衰弱。各省的统治精英们越是在经济上互相争斗，越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权以保护他们面对来自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运动，并裁决各省间的争端。由此在未来，尤其是随着危机的加深；中央政府会重新获取它在经济政策上的决策权，但这个过程是脆弱而又充满危险复杂的困难和经常冲突敌对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情况甚至在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存在，而现在则是进一步大规模地增长。
劳工斗争和觉悟
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发生着令人惊讶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无论是安徽的民工、河南的大学生还是深圳的妓女，所有的行业和社会等级都被卷入其中。自从1920年代以来中国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浪潮, 每五钟在中国会发生一起抗议事件。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在2005年全国发生314，000起劳动争议案件，这个数字是2000年的2倍多。大部分的争端(62%)都发生在(北京, 广东, 江苏, 上海和浙江等)6个最富裕的省份。这种在发达地区所发生的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未来在向哪里去。来自于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希望广泛分享国家财富的愿望完全可能成为在即将到来时代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扳机。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 整个社会在迅速工业化的时候会突然发生重大的革命性政治巨变。这曾经发生在1968年的法国，1978年的伊朗，1986年的韩国，也曾经发生在1925年的中国。
特别是受到过度压迫的"民工"所表现的巨大反抗正在提醒当局，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行业，而这目前又处于最薄弱的状态。在这些工人中，年轻妇女的角色相当重要；因为她们在许多工厂里担负了2/3以上的劳动力。许多工厂老板本以为女工相对更驯服，但最终发现她们经常会成为罢工的领导人或者发言人。
社会主义者一贯支持所有移民工人获取平等权利，反对歧视和警方的骚扰。在国际上，工人国际委员会曾经在爱尔兰，在美国，在希腊和许多其他国家，支持和组织过移民劳工运动；帮助他们寻求平等权利，并成为他们与本地工人阶级及组织和本地劳工运动之间的“桥梁”。当然，上面提及的例子都是涉及到来自海外的移民劳工，而中国的农民工都是本国的公民，但他们迄今为止如同海外的移民工人一样被当作第二等级的公民来对待。
在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动荡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有时规模甚至超过10万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从工业污染到公共服务私有化等。在最近的阶段，由于腐败官员非法征地引起的抗议占到了所有抗议中的60%。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村的活动分子正在逐步采纳无产阶级的措施，如以联合起来的方式进行斗争--封锁道路、占领场地、甚至进行地区总罢工。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所有卷入其中除了农民外也有边远地区的劳工, 农民工和别的产业工人。
在农村地区对于毛泽东的支持有明显复兴，包括在各种游行示威中使用毛的肖像，徽章和毛式口号。但今天这一运动缺乏坚强有力的联盟，与其说他们是接受毛的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方法，不如说这是人们，尤其是年老的一代，对昔日的计划经济和其所带来的安全感的怀念。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毛泽东主义不能够作为广大群众所寻找的出路而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一现象所存在的反动的因素(官僚机构引用毛的一些观点将群众的抗议视为非法)和其中的进步因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层为毛主义中斗争和公有制的思想所吸引)加以区别。
大规模的农村地区的抗议迫使北京当局许诺将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农村基本设施建设上做更大投入。虽然这些措施在某些地区产生了一些效果，但同时总的来说政府的投入实在太少。许多的地方政府处于财政极端不安全的状况下，相当部分已经破产，同时也意味着在地方层次上，资金从应该的”接受人”处被”重新转移”。尽管在1980年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农村带来了临时的经济增长，但也由于”改革开放”造成”后遗症”，此后农村许多地区处于经济停滞甚至下降的状况。而农民阶层所遭遇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2001年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政府粗略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历史上唯一一个放弃”发展中国家”保护待遇的”发展中国家”，由此中国政府失去了补贴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保护本国农业的机会。大规模补贴的国外农业出口, 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出口，在过去的六年中已经在中国农业中摧毁了数百万的农业工作机会。而且由于在许多边远地区存在的权力真空可以发现宗族文化的重新兴起和黑社会化的泛滥。
对执政当局而言目前的主要优势在于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层低水平的政治觉悟。独裁的专制统治就象刹车闸一样阻碍人民的政治觉悟。在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环境下，这就意味着在广泛的社会阶层内削弱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 当初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当局根除了所有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以确保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从而无法抵御随后而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冲击，也没有确保提供可以为工人阶级进行辩论,理清思想和提出政治主张的“论坛”。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由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胜利，各地群众的政治觉悟被遏制；政治思想更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派的新自由主义，迄今为止缺乏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别的政治主张。
社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官僚统治的斯大林主义，在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尽管存在着官僚主义体制带来的浪费与管理失误的疾病，但毛当局所率领的工业和社会转型仍然具有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幅度。但是随着经济管理的问题日益复杂，官僚当局陷入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延迟困境中，在国家拥有和计划与生俱来的浪费的可能性中， 社会被拖入了内战的边缘。此后处于统治地位的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官僚当局又全面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将所谓“东亚品牌”的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当作唯一的良方以拯救它的权力和特权。这种变化显示了官僚当局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
当先进的青年阶层在当前的政治范围中，尤其是这种独裁专制的氛围下；开始为大众们寻找真正的出路的时候；整个过程必然引起思想上大量的混乱与困惑。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环境决定政治意识。所有的社会群体在面对着日复一日的血汗工厂，土地强征和环境崩溃的现实时；都认为未来必然会是爆炸性的社会大动荡。
迄今为止，国家所采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针对个别地区发生的孤立的抗议事件仍然是相当成功的，从而阻止了群众抗议活动在不同省份和城市间有组织的联系。目前在工人阶级中仍然存在着对过去的留恋，在对地方官员的仇恨同时对于中央领导人仍然抱有幻想；许多工人仍然相信"只要我们能够上达中央, 领导人们会倾听我们的想法"，但现实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会日益侵蚀这种对于"有道明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当初的俄罗斯，1905的革命也是起始于这种对于沙皇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不久就导致了曾经发生过的最大的革命。这些大量孤立的事件被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布尔什维克所促进和利用。(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在1905年从数百人迅速发展到数以千计)。
在今天的中国，大众们已经开始逐渐减弱对于政府镇压的恐惧；人群中开始散布一种绝望的情绪-"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同时，统治当局也感觉到它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局已经有了别的选择.事实上它面对着一个令人感到麻烦的两难境地。正如一头豹子无法改变它身上的斑点一样，已经建立起来内部强力机构和体系限制了当局进行自我改革的能力。任何对于政治控制的宽松都会导致混乱的出现；正如邓小平所警告的那样，一旦独裁专制的"囚笼"被打破，由独裁本质决定的政治体系将镇压社会中存在的任何离心力量。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已经在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统治时代的苏联作为政治开放的结果而显现出来。中国的当局的战略专家们显然对此教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避免某些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除非出现一种可替代现政权的强有的中心力量能够将整个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否则现政权的崩溃可能会导致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的彻底分裂。这样的事例曾经发生在1911年反对满族统治后的中国，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国家"被大量不同的军阀所统治。此后在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主要政治力量出现前，超过整整一个时代的时间内中国社会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填补这一政治空白。在当今中国的状况下，只有一个觉悟的充分民主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带领所有其他被压迫阶级一起才能防止整个中国社会的崩溃并引导它走向更高的新阶段的发展。
当前中国当局的政治倾向是波拿巴主义的军事独裁专制，基本策略就是在镇压和有所让步之间周而复始的反复。在200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许诺将"帮助弱势群体"的时候，警方在湖南的竹山用暴力手段镇压了一起2万贫苦农民参与的示威，起因是反对公共汽车票价双倍上涨。当温总理面对CCTV的采访时表示，“我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这也意味着民主选举。”，但同时他的政府对于网吧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顿以消除所谓的“有害影响”。
今年3月在广东的东洲村发生的由1000多群众进行的新的示威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向。因为仅在1年半前的2005年12月当地发生的示威招致了防暴警察进行的大规模镇压，据信至少有3名抗议者被枪杀。这表明国家恐怖已经不再有绝对的效力。政府当局所处的两难境地迫使它尝试像1989年那样采取"屠杀"的政策来摆脱政治危机，但在今天的这种状态下，这种做法完全可能招致相反的效果并引发一场革命性的大动乱。
在当前完全开放的状态下，政治觉悟能够被迅速传播开。尤其是当工人阶级的愤怒超越了工厂，相邻范围和一个城镇的范围后，它将与其他别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场整个地区或者全国性的运动。这曾经发生在5年前的东北地区，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鼓舞人心的运动；但遗憾的是它仅存在于"下岗工人"的范围内。因为当地的生产和利润没有被直接影响到，所以工厂老板和地方官员能够在逮捕和示众主要的串联领导人前将这场风暴平息掉。假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外商控制的企业中发生类似相串联的工人运动，它可能就不会如此迅速被驱散并能由此带来公司老板们的巨大让步。通过此事，一个重要的政治惯例和传统可能将会被建立起来并可能成为独立工人组织的"培育场"。我们不应该忽视当前所存在的各种复杂现象，如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倾向和宗族控制等；政府官员和雇主们能够利用它们来削弱运动，但目前中国社会中据主要地位的潮流是工人们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来捍卫他们的利益。
已经大规模破产和彻底丧失信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工人政治斗争的高涨情绪所重新鼓舞，但它仍然面对工会主义的要求和政府的控制而无动于衷。当"中华全国总工会"赢得了进入私人企业的渠道；如进入沃尔玛后，它并没有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而努力。“中华全国总工会”现在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也为它的消极行为付出了代价，由此造成了在私人企业和外商企业中的工会权力的真空。但也为独立的工人组织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如何混合使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进行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中国劳工论坛"的韩东方所提出的"恢复中华总工会"的口号。所谓重新赢得这一组织使它回到民主和具有斗争性立场上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的下属工人支部将能够为独立工人组织的成长提供合适的“盾牌”（“保护伞”）。
民主权利--哪一边的力量?
中国民众的政治觉悟正在进入追求民主权利的阶段：对于民主权利的向往包括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警察和军事力量的民主控制和在全面在各政府级别的民主选举。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我们完全认识到民众对于民主的渴望并愿意在任何民主运动中成为主导力量。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不民主既是毛泽东-斯大林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色，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使这些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权利之间自动的相互结合而互不可分的思想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神话”。外国资产阶级之所以在中国投资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独裁专制。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需要现政权的铁腕来捍卫他们的资产和利润免受工人阶级的剥夺，当局同样也需要外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市场的经济压力来强制工人接受私有化、下岗,延长工作时间和其他经济限制。当然这种利益上"互利互惠"是被双方官方所共同否认的！
一些来自国外的资本主义评论家继续要求中国民主化，虽然他们的数量与10年前相比有所减少。在未来，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贸易冲突加剧，关于中国缺乏民主的说法毫无疑问将再次喧嚣起来，因为外国政府想转移公众观点以引起对抗。但事实上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镇压以及缺乏民主权利是资本家们最后才会考虑的事情。他们首要考虑的是用何种方法可以最有效和最安全的赚取利润。
在香港，我们有几乎一本教科书的案例可以说明全球和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的真正态度—不可调和的坚定反对。北京当局目前在香港以“猫鼠游戏”来阻碍自由选举的经验并不是来自于列宁主义的学说，而是恰恰来自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学说。英国在香港进行了155年统治没有组织过任何选举，今天的香港资产大亨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坚定地反对全民普选。当然那些资产大亨们自己是拥有选举权的（在选举委员会内），而他们投票支持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
资产阶级的真正立场在2006年香港政府的报告中得到反映，他们警告：如果普选得以执行或者基本法被废止的话，香港将有可能变为一个福利社会。 北京当局和香港大亨们也担心民主的“病毒”会扩散到大陆上并刺激工人阶级和穷苦农民的斗争。
类似的恐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胡锦涛修订了他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显示出不像他的前任者那样如此匆忙。现在北京方面更倾向于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一个“共同市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湾问题不会再引起军事威胁和互相的敌意，尤其是当海峡两边的政府处于统治危机中而需要诉诸于民族主义的时候。
当香港的亲民主斗争被北京方面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分离力量，那么与之相比更胜一筹的台湾民主运动更是如此。假如在现条件下台湾被并入中国大陆的话也将为大陆的政治格局带来新的分离力量：以大规模民众为基础拥有独立媒体和经济资源的极端宣传化的台湾民粹主义运动。由此而来可能将打开潘多拉盒从而使那些不服从管制的地方省份也要求比照台北享受相同的待遇。因此在现阶段，从北京方面的立场而言；假如它的最低要求—不公开宣布独立—可以满足的话，最好还是让台湾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
由于大陆最近出现的对国民党支持使政治格局被进一步复杂化（国民党：目前台湾的主要反对党，曾经在1949年前统治中国）。根据部分预计，该党目前在中国28个省份内的15个中被非法组织起来，而且它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学生中获得的日益增加的支持度也无法被否认。北京对于台湾政策在很大程度寄予国民党能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所以给该党提供了在大陆迅速兴起的机会。北京的领导人和国营的各类媒体将国民党视为“爱国的“政党，同时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相当比例的认为台湾的成功是”知识经济“的成功，而且台湾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使人们相信国民党将建立一个更为有效和民主，但仍然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政府。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与他们大陆的同志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避免因为在大陆的组织化而影响与北京方面的良好关系。
由此可见，在相同人群中美国式的“两党体制“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事实上有百万富翁候选人和大公司游说所统治的美国政治体制与被压迫阶级的立场并不相吻合。两党制的选择事实上就是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间作抉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所有政党在国家内部独立组建的权利，除了法西斯政党（因为法西斯政党用恐怖手段反对工人阶级和所有的民主权利）。这意味着我们并不反对国民党的合法化，但我们反对它的反工人阶级的政策。从人民大众的角度出发，问题并不是在于有多少政党存在，而是在与哪种政党存在—因为对于群众而言是迫切需要一个大众化的真正执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工人阶级政党。
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投票选举权、自由集会、加入工会和组织罢工的权利，只有依靠大规模的民众斗争或者以此为威胁才有可能赢得。直到1917年发生俄国革命为止，大部分的欧洲地区也并没有享受到全面普选的权利，而正是这次革命迫使各地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作出巨大让步。而当时正是工人阶级和它所创立的组织—工会和工党面对处于反对核心的资产阶级，并领导了这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例如在南非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也是黑人工人阶级和工会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正好驳斥了另一个流行的神话：民主权利的逐步实现是来源于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发展。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散布这一美妙的传说以企图掩盖其中工人阶级的角色和民主斗争的真正思想。
当一个统治阶级为了避免大规模群众运动威胁它的统治而被迫从专制转向“民主”方式的时候会出现种种现象。这曾经发生在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也发生在1990年代初斯大林主义发生崩溃的俄罗斯。但是10年过去了，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培育出真正的民主；而与之相反两国都处于民主假象中，真正的权力与其说在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手中不如说在不是选举产生的社会精英手中。当然看起来那儿的工人阶级赢得的民主权利与真实的民主权利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可以自由集会、组织罢工、建立政治党派等，但这些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体制日趋走向危机遭到随之而来的各种攻击。
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当旧政权在1980年代迫于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压力而从专制转向“民主”统治的时候，由于缺乏有政治觉悟的可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领导，造成的后果是政治社会被两个腐败的资本主义集团所统治，即“泛蓝”和“泛绿”。正如一个流行的说法:无论是“蓝”或者“绿”赢都没有什么区别，政治其实是被“黑色”，即腐败所统治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斯大林主义执政党的引导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与海外资本主义互相作用而重新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极端依赖于国家机器以保护他们免受工人阶级的斗争，并由此他们并不存在对于民主权利和政权更替的愿望。事实上，我们几乎无法说目前存在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些资产阶级都是前斯大林主义国家政权的内生物。在2万名最富有的“百万富豪”中，90%以上本人是党员和国家官员或者就是他们的亲属。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需要国家保护免受工人阶级的骚扰, 也需要国家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外国资产阶级的竞争.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极其清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现象, 正如列宁所分析的一样,"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个资本控制权力的社会中和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是完全不同两种的概念. 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中意味着是由国家所认可的由国家所控制的使资产阶级所获益并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制度." (<<列宁全集>>32卷)
尤其是当经济危机加剧的时候，在中国更广泛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将被实施。这已经发生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他的政策不仅是反对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俄罗斯那些与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笨拙的"寡头"们。因此作为个体的资本家完全可能因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利益而遭到损害。
民主变革的主要代理人应该是工人阶级并应该是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分离的。在过去，所谓的“共产主义”党派的斯大林主义者总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在联系。他们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视为资产阶级的任务，也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党派的斗争使命的结束。从而限制了他们自己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即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民主需求)；或者他们索性忽略了民主权利的斗争认为这是对阶级斗争的干扰。由此当斯大林主义者一旦获取权力他们就迅速限制民主权利，因为它们与官僚主义的统治规则如此不匹配；然而不幸地是，直到今天许多左翼集团仍然重复着类似的错误，他们没能将为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与社会主义斗争联系起来。而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所面对的任务正是对于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创新的而又本质化的证明。
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国际社会主义
关于追求民主权利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民族主义。毛泽东-斯大林主义政权试图依靠暴力来“解决”存在于新疆、西藏、蒙古和其他地区的民族问题，从而加剧了历史性的相互对抗并在今天引起了大规模的思想异化和对中国统治的敌意。在亲资本主义的毛后任者的政策指导下，这种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当今政权放弃了毛所扭曲的“社会主义”的想法而越来越依靠汉族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粘合剂”以维持社会的团结并转移对于它自己统治失败的注意力。这已经被人民日报的副编辑林志波(音译)所公开宣扬：“今天中国正在出现意识形态的真空。中国可以依靠什么团结在一起。我相信除了民族主义，没有别的选择。”
在新疆，布什政权的“反恐战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去镇压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人口。所有本地人口的民族主义的表达和愿望都被有意地等同于对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的支持，这一现象如此出人意料因为北京当局和美帝国主义曾经共同通过他们的盟友巴基斯坦来帮助武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以及其他在阿富汗和更广区域内的极右伊斯兰组织。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并强调所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而在新疆和西藏所实践的镇压方式也被用于镇压汉族工人和农民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1989年，西藏所执行的军事管制实际是更大规模和更为血腥的对“六四”运动镇压的预演。
社会主义者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进行压迫；并且支持民族自决的权利。但这不意味着相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更为支持西藏、新疆和台湾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分离独立组织的政策和方式。另外中亚和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国家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独裁专制国家，它们被贫穷和种族冲突所困扰，而且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名义上的“独立”，是建立在对于民众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基础上的。这些国家实际上是被地区大国所统治，如俄罗斯、美国、印度和中国等，尤其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它增加了在地区的影响。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所压迫，就象阶级压迫一样，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资本主义才能实现。
正如全面争取民主权利一样，一个为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而团结的工人阶级运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力量，但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工人运动必须表现出对于被压迫的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极端敏感性。社会主义者并不希望分裂中国，因为这会导致在经济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大规模的退步，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够依靠高压统治所维持。最终只有在民主和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人民联合才可能在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中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
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信心。即将到来的经济台风必将重新构造中国的，亚洲的，乃至世界的政治版图。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但新一代的工人们将高昂他们的头颅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运动。基于对时局的理解,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积极地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支援和引导这一运动的发展.
2007年5月
chinaworker.info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如何介入(中国的)工人斗争并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供支持。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超乎寻常和令人惊讶的预见性。”
这无关于是否一定要作出具体而确定的预测：如，下一次经济大衰退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现政权能维持多久? 什么时候独立的工人组织能被建立起来？
以上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但任何人想得到确切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对未来展望的讨论的作用在于确定当前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方向和明确社会在向什么方向发展。然后在每次事件发生时，随之更新和调整我们的观点。
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相信中国的经济将像子弹头列车一样再快速发展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果该预测成立的话, 它将对我们的观点产生巨大影响，也即意味着在未来至少一个阶段内中国统治阶层将维持较大范围的政治稳定。不过由于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间的内在矛盾，该预测显然并不太可能实现。
中国在现阶段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内在部分，在中国即将发生的危机必然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全球的政治变动也必然比以往任何时刻会对中国产生冲击，也将改变（中国）工人阶级和年轻人的想法。布什当局（的所作所为）及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的超级霸权产生重大损害，削弱了它在全球的优势，也严重地限制了它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但这不意味着（美国）不会再实行新的军事冒险主义行动。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与伊朗发生的冲突，与俄罗斯、欧盟以及中国的经济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该经济发展过程的具体内容将在2007年世界大会中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文件及其他工人国际委员会的资料中更为充分地予以说明。
中国正通过数以百万计不同的管道连通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渠道如下：a) 资本流通和投资，b) 贸易， c) 跨国公司们利用中国作为整个亚洲或者说全球生产链中的最后一环。目前有50,000 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有自己的业务。自从1992年以来, 中国的关税已经从当初的平均40%降到了5%左右；尤其是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几乎所有的门都已经对全球化的市场打开了。中国虽然如同印度一样，仍然没有放弃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但新措施增加了允许资本外流的规模，这标志着资本控制的自由化进程。尽管存在现存的资本控制措施，但大量的”热钱”(风险资本)流入中国的地产业和其他投机行业，不由得使人想起1990年代发生在”亚洲四小龙”身上的金融危机。
对外贸易大约相当于中国整体GDP的70%，其所占比例远大于对外贸易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大经济实体所占的比例。与此相比，在美国外贸仅占GDP的26%，本是20%，德国是63%，但德国的绝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发生在由其主导的欧元区内。中国目前正在积极组织东亚贸易区，以作为一项保障政策来抵御保护主义或者欧美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
美中联系
从本世纪初以来，在中美间具有统治地位的联系是两者的经济联系。这一经济联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轴心。正如部分经济学家所称呼那样，在这种”大规模经济交易”的形势下，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和其他贫穷国家那里大规模借入现金以便在国内实行所谓的”宽松金融政策”从而达到国内信用体系的大规模扩张。这也允许美国人民能够以超过收入的标准进行消费，尤其是使用日益增长的房屋价格作为抵押去获取新的贷款。而这些消费正好可以推动来自于中国和其他”捐助”国的进口从而在金融上维持这种”大规模交易”的经济模式的运作。
而这种金融政策维持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并跨越了“互联网冬天”、911危机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各种障碍，也促使部分评论家相信这种趋势在未来仍然可能会延续下去；但事实真相是这种巨大的自我矛盾的经济架构必然会在一场严重的经济修正或者说经济危机中解体。资本主义体系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总计有超过6万亿美元的外债—即每个美国人不分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要担负20000美元的债务。但也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局（美国中央银行）所执行的“宽松金融”政策，世界经济正处于大量美元的冲击中。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持续增长的通货膨胀必然会迫使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修改他们现行的方针，虽然至今尚未发生。而这一现象尚未发生的原因是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造成各地的劳动力收入和工作条件竞相降低，而这种依靠打压劳动力成本来获取竞争力的主要发源地就是中国。在中国沿海城市目前有1亿5千万被超额剥削的民工，这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有大量本来应该是劳动者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在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53%下降到了今天的41%。与此同时，相比小幅度但类似的工资占GDP比例下降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实体内。
中国，正如其他国家一样，也被美国的金融政策所牢牢捆绑住,并失去了对于日益增长的自己内部的货币供应和信用贷款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大量发行人民币以冲抵蜂拥而来的美元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国内经济的严重变形失真，导致城市房价的泡沫化和过度投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三月份的人民代表大会上用“不稳定的”，“不均衡的”， 不协调的“和“不可持续的”等用词来描述现阶段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四年中货币供应大量超越了政府的目标，而与此同时政府企图减缓信用贷款也遭到了失败。“从2003年以来,我们已经引入了数种不同的政策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日报>>抱怨道,” 但更多的时候它们被地方政府忽视和曲解.”这些问题在国有银行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愈加积累，而国有银行们一贯不遵从政府的法令。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非法的金融机构或者叫”地下”银行,根据2006年中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 每年都有大约有28%的新贷款,即相当于8000亿人民币属于非法的”地下银行”。这个数额几乎相当于中国每年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两倍。
现阶段如此过度投资的表现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正如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承受过度生产和消费不振，如此经济形势的不平衡或早或晚必然导致自我表现的修正，从而造成经济危机甚至是经济大崩溃。
当然在短期内中国可以使它的商业经济更为融入全球经济中，尤其是使它的出口达到2001年的3倍；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现象可以永远持续下去。WTO关于多哈回合的失败已经表明了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建立自由经济体系的巨大压力。美中间的关系已经可以类比于过去旧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之间核威慑下的平衡体系，这就是被称为“相互确保毁灭”的策略；无论哪一方也无法承担攻击对方的代价。因为一旦发生冲突，就意味着双方都要被彻底消灭。但资本主义制度从来不是一个理性的体系，它是基于盲目对利润的追求。所以，从这一观点出发美中的经济轴心关系终将崩溃，无论双方的政府愿意或者不愿意这一现象发生。
但显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状态，尤其是北京非常担心尽量不破坏这种经济联系。这反映在胡锦涛缓和对待台湾问题(即通过华盛顿对台湾施压)的立场和中国在联合国上有限支持美国对于其两个名义上的盟国,朝鲜和伊朗，进行制裁。为了转移美国要求中国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价的要求，北京方面增加了WTO框架下改革的速度。例如在银行和保险领域内，允许美国公司更为大规模的进入和控制。
许多中国制造厂商都是合同的“分包商”，所以它们的行业利润率相当之低；与之相反，大量的利润被那些位于美国和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母公司、品牌拥有者和专利拥有商所获取。目前有一些中国的战略性企业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居于下游被压迫的状态，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品牌、技术和海外的配送网络，但大部分的中国公司离这个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目前在中国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利润是最高的。2005年中央政府控制的169家国有企业获取利润达6276.50亿元，相当于全国总利润的27.9%。而其中利润最高的12家企业占到了这169家企业中的五分之四(79%)。而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能源和矿产品企业，它们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由于原材料和能源迅速涨价所造成的。
一次美国经济大衰退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对于美国方面的出口(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占据了中国出口的一半。眼下中国有1亿人依靠或者间接依靠服装业为生；在经济衰退尚未发生的今天，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由于对未来可能的银行破产和工厂倒闭的大风潮的担忧，以及由此引起的大规模政治不稳定的担心，所以中国当局尽管华盛顿方面一再施加压力，迄今为止一直限制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据服装行业信息反映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整个行业的年利润会损失82亿人民币，该行业的利润就如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已经被挤压掉了。一家服装工厂主抱怨说：“我即使在街边卖蔬菜都能比现在开厂挣的多。这也是北京方面为什么拒绝用它破记录的1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去修补已经崩溃的公共健康和教育体系。 因为如在中国国内使用这些美元，他们将不得不出售美元而促使人民币升值；这将进一步削减中国出口商的利润。与之相反,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将这些外汇储备投入到外国股市和购买公司债券。
政治方针的改变?
中国胡温当局实际上知道社会中存在的大量不满，但是基于目前他们所处的虚弱的阶段，他们无法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由此例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以人为本”的口号被设计出来以满足民粹主义的要求，标志着他们向左转的倾向。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些口号不过是幻影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现在的领导层继承了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形左实右)的把戏，这一把戏愚弄了相当部分的观察家使他们以为现在中国领导层的政策与他们的前任者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事实上现在很多的政策显得更为保守。今年（中国）的财政预算赤字只占GDP的1.1%是任何主要经济实体中最低的。
目前值得自夸的经济奇迹使中国很快就要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尽管如此，但位于社会底层的10%的人口(1亿3千万)在今天比本世纪初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更贫穷。在城市中，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阶层获取的生活水准的提高；但对许多工人而言，提高的薪水实际上被快速提高的生活必需品和其他重要的基本服务的支出所吞噬。而同时公共服务体系如健康医疗和公共教育由于邓小平“打破铁饭碗”的政策处于极度缺乏资金的状况中。私人在医疗开支的消费占总消费比例甚至高于美国这一数字(根据2006年OECD报告)，同时中国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占GDP的比例甚至低于很多更为贫穷的国家，如菲律宾、秘鲁和印度等。
与广泛宣传的所谓共同富裕相反，近25年来亲资本主义的政策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分化和贫富差别。国家统计局2003年和2004年的安全感调查显示，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就业失业、教育和腐败问题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报告显示，2000年“贫富差距过大”仅列在第5位，但从2001年跃升到第一位，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以后一直保持这一位序。2006年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调查发现，76%的被访者认为差距比前几年更大了，12.9%的人认为差距与以前一样，只有3.5%的人认为差距缩小了，还有7.6%的人回答不知道。社会性的不公平焦虑是强烈的社会性信号，是对社会问题的警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在为下一场巨大的“社会爆炸”而准备。
但政府目前在所有的主要问题的政策上都继续倾向于富有者和特权阶层。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新的物权法使得最近15年来通过大规模私有化盗窃的国家财产变得合法化。而人民日报将该法律称为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总理温家宝宣布该法律将帮助中国创造一个公开诚实的市场机制。围绕新法律的通过发生的尖锐的公共争论是相当重要的，反映了在国家机器内部两极分化的日益增长，并具体表现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之中。对于法律的主要反对者来自于大众媒体中的传统毛思想的忠诚派和退休的军方人员。而与此相反，厚颜无耻的新自由主义右翼秉承着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右翼意识形态。中央政府一直企图保持在中间立场，但今年它决定在数年的延迟后通过物权法，以作为一必要手段避免对于它放慢“资本主义改革”步骤的指责。
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将公司营业税从33%一律降到了统一比率25%。该营业税比率比美国和英国还低，为了减轻对于外资企业的打击，目前它们享受更低的税率在15%-24%之间；当局提供给所谓的“高技术产业”和“绿色产业”新的减税政策并给与他们1-2年过渡期。尽管表面的口号发生变化了，但政府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中央与地方
表面上看，中国当局的统治非常稳固有效；但其实这是被误导的现象。中国政府已经处于统治危机中，它已经无法摆脱从它前任那里继承的经济增长的自我矛盾：增长的失业人口(每年有2400万人寻找工作)，环境的全面破坏，农村地区的冲突，大规模拖欠工资现象等。在正面的表面化公众形象背后，政府的策略导致了令人担心的全社会爆炸性的不满。根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半数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存在和发生复杂的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非常大。
中央政府对于政权的控制正在削弱中，因为它无法对抗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力量，也无法继续控制各地日益独立的地方政府。一个(中央的)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宣称，有些时候中央政府的政策甚至出不了中南海。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中央政府的政策都被基层所阻碍。这些事例包括猖獗的非法农业土地销售， 拒绝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关闭不安全的非法小煤矿，持续的拖欠工资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和采纳中央政府的环境标准。正如中国经济季刊编辑所评论的：“冲突发生在中央政府的愿望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需求之间，而往往100个案例中有99个案例是地方政府获胜。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随着私人资本的日益增加和旧有的中央政府计划经济体制的崩解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移。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一直努力游说中央政府以企图在与别的地方政府争夺利益时获取（中央的）支持和倾向。各地的省地市政府在北京总共建立了约6000个驻京办事处以达到游说中央政府的目的。这些办事处每年要花费超过200亿人民币来与中央政府的各部门建立“关系”。(新华社报道)
为了争夺市场，投资和资源，中国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中央政府的各类政策由于地方省政府的有意忽视和修正无法得到实施或者变得走样。地方官员和资产阶级一起建立强权联盟来执行他们自己（隐藏）的“备忘录”。
如福建省方面发起台湾海峡西海岸经济开发区以吸引台湾投资离开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同时两大三角洲之间也为了各自的资本和市场而进行争夺。双方都设计方案以建立本地经济区将周边省份的市场和资源吸引到他们的轨道内，帝国主义WTO的规则要求打破中国内部的贸易障碍充分反映了中国国内市场割剧化的真实状况。
2006年在上海针对党内市委书记的肃清是来自于北京的警告，企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纪律，而不仅仅是针对上海的。通过一系列的战术调整和幕后交易， 胡相政权相对于他们的前任者江泽民而言，在重建党内和各省政府的政治控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经济方面，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仍然在持续削弱中。但省政府和当地市政府面对如此多的压力和巨大的现实利益仍将根据自己的备忘录来前进。在经济方面趋向于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控制，但这不意味着在政治方面中央也会自动削弱。
由此而来, 经济腾飞将更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但这不意味着中央政府政治层面的衰弱。各省的统治精英们越是在经济上互相争斗，越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权以保护他们面对来自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运动，并裁决各省间的争端。由此在未来，尤其是随着危机的加深；中央政府会重新获取它在经济政策上的决策权，但这个过程是脆弱而又充满危险复杂的困难和经常冲突敌对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情况甚至在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存在，而现在则是进一步大规模地增长。
劳工斗争和觉悟
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发生着令人惊讶的大规模群体事件；无论是安徽的民工、河南的大学生还是深圳的妓女，所有的行业和社会等级都被卷入其中。自从1920年代以来中国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浪潮, 每五钟在中国会发生一起抗议事件。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在2005年全国发生314，000起劳动争议案件，这个数字是2000年的2倍多。大部分的争端(62%)都发生在(北京, 广东, 江苏, 上海和浙江等)6个最富裕的省份。这种在发达地区所发生的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未来在向哪里去。来自于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希望广泛分享国家财富的愿望完全可能成为在即将到来时代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扳机。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 整个社会在迅速工业化的时候会突然发生重大的革命性政治巨变。这曾经发生在1968年的法国，1978年的伊朗，1986年的韩国，也曾经发生在1925年的中国。
特别是受到过度压迫的"民工"所表现的巨大反抗正在提醒当局，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行业，而这目前又处于最薄弱的状态。在这些工人中，年轻妇女的角色相当重要；因为她们在许多工厂里担负了2/3以上的劳动力。许多工厂老板本以为女工相对更驯服，但最终发现她们经常会成为罢工的领导人或者发言人。
社会主义者一贯支持所有移民工人获取平等权利，反对歧视和警方的骚扰。在国际上，工人国际委员会曾经在爱尔兰，在美国，在希腊和许多其他国家，支持和组织过移民劳工运动；帮助他们寻求平等权利，并成为他们与本地工人阶级及组织和本地劳工运动之间的“桥梁”。当然，上面提及的例子都是涉及到来自海外的移民劳工，而中国的农民工都是本国的公民，但他们迄今为止如同海外的移民工人一样被当作第二等级的公民来对待。
在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动荡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有时规模甚至超过10万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从工业污染到公共服务私有化等。在最近的阶段，由于腐败官员非法征地引起的抗议占到了所有抗议中的60%。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村的活动分子正在逐步采纳无产阶级的措施，如以联合起来的方式进行斗争--封锁道路、占领场地、甚至进行地区总罢工。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所有卷入其中除了农民外也有边远地区的劳工, 农民工和别的产业工人。
在农村地区对于毛泽东的支持有明显复兴，包括在各种游行示威中使用毛的肖像，徽章和毛式口号。但今天这一运动缺乏坚强有力的联盟，与其说他们是接受毛的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方法，不如说这是人们，尤其是年老的一代，对昔日的计划经济和其所带来的安全感的怀念。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毛泽东主义不能够作为广大群众所寻找的出路而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一现象所存在的反动的因素(官僚机构引用毛的一些观点将群众的抗议视为非法)和其中的进步因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层为毛主义中斗争和公有制的思想所吸引)加以区别。
大规模的农村地区的抗议迫使北京当局许诺将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农村基本设施建设上做更大投入。虽然这些措施在某些地区产生了一些效果，但同时总的来说政府的投入实在太少。许多的地方政府处于财政极端不安全的状况下，相当部分已经破产，同时也意味着在地方层次上，资金从应该的”接受人”处被”重新转移”。尽管在1980年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农村带来了临时的经济增长，但也由于”改革开放”造成”后遗症”，此后农村许多地区处于经济停滞甚至下降的状况。而农民阶层所遭遇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2001年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政府粗略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历史上唯一一个放弃”发展中国家”保护待遇的”发展中国家”，由此中国政府失去了补贴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保护本国农业的机会。大规模补贴的国外农业出口, 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出口，在过去的六年中已经在中国农业中摧毁了数百万的农业工作机会。而且由于在许多边远地区存在的权力真空可以发现宗族文化的重新兴起和黑社会化的泛滥。
对执政当局而言目前的主要优势在于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层低水平的政治觉悟。独裁的专制统治就象刹车闸一样阻碍人民的政治觉悟。在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环境下，这就意味着在广泛的社会阶层内削弱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 当初毛泽东-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当局根除了所有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以确保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从而无法抵御随后而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冲击，也没有确保提供可以为工人阶级进行辩论,理清思想和提出政治主张的“论坛”。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由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胜利，各地群众的政治觉悟被遏制；政治思想更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派的新自由主义，迄今为止缺乏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相对资本主义而言的别的政治主张。
社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官僚统治的斯大林主义，在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尽管存在着官僚主义体制带来的浪费与管理失误的疾病，但毛当局所率领的工业和社会转型仍然具有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幅度。但是随着经济管理的问题日益复杂，官僚当局陷入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延迟困境中，在国家拥有和计划与生俱来的浪费的可能性中， 社会被拖入了内战的边缘。此后处于统治地位的毛泽东-斯大林主义官僚当局又全面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将所谓“东亚品牌”的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当作唯一的良方以拯救它的权力和特权。这种变化显示了官僚当局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
当先进的青年阶层在当前的政治范围中，尤其是这种独裁专制的氛围下；开始为大众们寻找真正的出路的时候；整个过程必然引起思想上大量的混乱与困惑。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环境决定政治意识。所有的社会群体在面对着日复一日的血汗工厂，土地强征和环境崩溃的现实时；都认为未来必然会是爆炸性的社会大动荡。
迄今为止，国家所采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针对个别地区发生的孤立的抗议事件仍然是相当成功的，从而阻止了群众抗议活动在不同省份和城市间有组织的联系。目前在工人阶级中仍然存在着对过去的留恋，在对地方官员的仇恨同时对于中央领导人仍然抱有幻想；许多工人仍然相信"只要我们能够上达中央, 领导人们会倾听我们的想法"，但现实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会日益侵蚀这种对于"有道明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当初的俄罗斯，1905的革命也是起始于这种对于沙皇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不久就导致了曾经发生过的最大的革命。这些大量孤立的事件被马克思主义工人党布尔什维克所促进和利用。(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在1905年从数百人迅速发展到数以千计)。
在今天的中国，大众们已经开始逐渐减弱对于政府镇压的恐惧；人群中开始散布一种绝望的情绪-"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同时，统治当局也感觉到它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局已经有了别的选择.事实上它面对着一个令人感到麻烦的两难境地。正如一头豹子无法改变它身上的斑点一样，已经建立起来内部强力机构和体系限制了当局进行自我改革的能力。任何对于政治控制的宽松都会导致混乱的出现；正如邓小平所警告的那样，一旦独裁专制的"囚笼"被打破，由独裁本质决定的政治体系将镇压社会中存在的任何离心力量。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已经在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统治时代的苏联作为政治开放的结果而显现出来。中国的当局的战略专家们显然对此教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避免某些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除非出现一种可替代现政权的强有的中心力量能够将整个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否则现政权的崩溃可能会导致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的彻底分裂。这样的事例曾经发生在1911年反对满族统治后的中国，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国家"被大量不同的军阀所统治。此后在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主要政治力量出现前，超过整整一个时代的时间内中国社会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填补这一政治空白。在当今中国的状况下，只有一个觉悟的充分民主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带领所有其他被压迫阶级一起才能防止整个中国社会的崩溃并引导它走向更高的新阶段的发展。
当前中国当局的政治倾向是波拿巴主义的军事独裁专制，基本策略就是在镇压和有所让步之间周而复始的反复。在200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府许诺将"帮助弱势群体"的时候，警方在湖南的竹山用暴力手段镇压了一起2万贫苦农民参与的示威，起因是反对公共汽车票价双倍上涨。当温总理面对CCTV的采访时表示，“我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这也意味着民主选举。”，但同时他的政府对于网吧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顿以消除所谓的“有害影响”。
今年3月在广东的东洲村发生的由1000多群众进行的新的示威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向。因为仅在1年半前的2005年12月当地发生的示威招致了防暴警察进行的大规模镇压，据信至少有3名抗议者被枪杀。这表明国家恐怖已经不再有绝对的效力。政府当局所处的两难境地迫使它尝试像1989年那样采取"屠杀"的政策来摆脱政治危机，但在今天的这种状态下，这种做法完全可能招致相反的效果并引发一场革命性的大动乱。
在当前完全开放的状态下，政治觉悟能够被迅速传播开。尤其是当工人阶级的愤怒超越了工厂，相邻范围和一个城镇的范围后，它将与其他别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场整个地区或者全国性的运动。这曾经发生在5年前的东北地区，那里曾经发生过一场鼓舞人心的运动；但遗憾的是它仅存在于"下岗工人"的范围内。因为当地的生产和利润没有被直接影响到，所以工厂老板和地方官员能够在逮捕和示众主要的串联领导人前将这场风暴平息掉。假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外商控制的企业中发生类似相串联的工人运动，它可能就不会如此迅速被驱散并能由此带来公司老板们的巨大让步。通过此事，一个重要的政治惯例和传统可能将会被建立起来并可能成为独立工人组织的"培育场"。我们不应该忽视当前所存在的各种复杂现象，如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倾向和宗族控制等；政府官员和雇主们能够利用它们来削弱运动，但目前中国社会中据主要地位的潮流是工人们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来捍卫他们的利益。
已经大规模破产和彻底丧失信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工人政治斗争的高涨情绪所重新鼓舞，但它仍然面对工会主义的要求和政府的控制而无动于衷。当"中华全国总工会"赢得了进入私人企业的渠道；如进入沃尔玛后，它并没有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而努力。“中华全国总工会”现在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也为它的消极行为付出了代价，由此造成了在私人企业和外商企业中的工会权力的真空。但也为独立的工人组织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知道如何混合使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进行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中国劳工论坛"的韩东方所提出的"恢复中华总工会"的口号。所谓重新赢得这一组织使它回到民主和具有斗争性立场上来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的下属工人支部将能够为独立工人组织的成长提供合适的“盾牌”（“保护伞”）。
民主权利--哪一边的力量?
中国民众的政治觉悟正在进入追求民主权利的阶段：对于民主权利的向往包括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警察和军事力量的民主控制和在全面在各政府级别的民主选举。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我们完全认识到民众对于民主的渴望并愿意在任何民主运动中成为主导力量。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不民主既是毛泽东-斯大林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色，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使这些民主权利得到实现。
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权利之间自动的相互结合而互不可分的思想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神话”。外国资产阶级之所以在中国投资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独裁专制。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需要现政权的铁腕来捍卫他们的资产和利润免受工人阶级的剥夺，当局同样也需要外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市场的经济压力来强制工人接受私有化、下岗,延长工作时间和其他经济限制。当然这种利益上"互利互惠"是被双方官方所共同否认的！
一些来自国外的资本主义评论家继续要求中国民主化，虽然他们的数量与10年前相比有所减少。在未来，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贸易冲突加剧，关于中国缺乏民主的说法毫无疑问将再次喧嚣起来，因为外国政府想转移公众观点以引起对抗。但事实上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镇压以及缺乏民主权利是资本家们最后才会考虑的事情。他们首要考虑的是用何种方法可以最有效和最安全的赚取利润。
在香港，我们有几乎一本教科书的案例可以说明全球和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的真正态度—不可调和的坚定反对。北京当局目前在香港以“猫鼠游戏”来阻碍自由选举的经验并不是来自于列宁主义的学说，而是恰恰来自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学说。英国在香港进行了155年统治没有组织过任何选举，今天的香港资产大亨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坚定地反对全民普选。当然那些资产大亨们自己是拥有选举权的（在选举委员会内），而他们投票支持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
资产阶级的真正立场在2006年香港政府的报告中得到反映，他们警告：如果普选得以执行或者基本法被废止的话，香港将有可能变为一个福利社会。 北京当局和香港大亨们也担心民主的“病毒”会扩散到大陆上并刺激工人阶级和穷苦农民的斗争。
类似的恐惧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胡锦涛修订了他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显示出不像他的前任者那样如此匆忙。现在北京方面更倾向于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一个“共同市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湾问题不会再引起军事威胁和互相的敌意，尤其是当海峡两边的政府处于统治危机中而需要诉诸于民族主义的时候。
当香港的亲民主斗争被北京方面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分离力量，那么与之相比更胜一筹的台湾民主运动更是如此。假如在现条件下台湾被并入中国大陆的话也将为大陆的政治格局带来新的分离力量：以大规模民众为基础拥有独立媒体和经济资源的极端宣传化的台湾民粹主义运动。由此而来可能将打开潘多拉盒从而使那些不服从管制的地方省份也要求比照台北享受相同的待遇。因此在现阶段，从北京方面的立场而言；假如它的最低要求—不公开宣布独立—可以满足的话，最好还是让台湾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
由于大陆最近出现的对国民党支持使政治格局被进一步复杂化（国民党：目前台湾的主要反对党，曾经在1949年前统治中国）。根据部分预计，该党目前在中国28个省份内的15个中被非法组织起来，而且它在城市中产阶级和学生中获得的日益增加的支持度也无法被否认。北京对于台湾政策在很大程度寄予国民党能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所以给该党提供了在大陆迅速兴起的机会。北京的领导人和国营的各类媒体将国民党视为“爱国的“政党，同时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相当比例的认为台湾的成功是”知识经济“的成功，而且台湾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使人们相信国民党将建立一个更为有效和民主，但仍然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政府。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与他们大陆的同志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避免因为在大陆的组织化而影响与北京方面的良好关系。
由此可见，在相同人群中美国式的“两党体制“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事实上有百万富翁候选人和大公司游说所统治的美国政治体制与被压迫阶级的立场并不相吻合。两党制的选择事实上就是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间作抉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所有政党在国家内部独立组建的权利，除了法西斯政党（因为法西斯政党用恐怖手段反对工人阶级和所有的民主权利）。这意味着我们并不反对国民党的合法化，但我们反对它的反工人阶级的政策。从人民大众的角度出发，问题并不是在于有多少政党存在，而是在与哪种政党存在—因为对于群众而言是迫切需要一个大众化的真正执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工人阶级政党。
基本的民主权利，如投票选举权、自由集会、加入工会和组织罢工的权利，只有依靠大规模的民众斗争或者以此为威胁才有可能赢得。直到1917年发生俄国革命为止，大部分的欧洲地区也并没有享受到全面普选的权利，而正是这次革命迫使各地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作出巨大让步。而当时正是工人阶级和它所创立的组织—工会和工党面对处于反对核心的资产阶级，并领导了这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例如在南非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也是黑人工人阶级和工会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也正好驳斥了另一个流行的神话：民主权利的逐步实现是来源于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发展。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散布这一美妙的传说以企图掩盖其中工人阶级的角色和民主斗争的真正思想。
当一个统治阶级为了避免大规模群众运动威胁它的统治而被迫从专制转向“民主”方式的时候会出现种种现象。这曾经发生在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也发生在1990年代初斯大林主义发生崩溃的俄罗斯。但是10年过去了，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培育出真正的民主；而与之相反两国都处于民主假象中，真正的权力与其说在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手中不如说在不是选举产生的社会精英手中。当然看起来那儿的工人阶级赢得的民主权利与真实的民主权利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可以自由集会、组织罢工、建立政治党派等，但这些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体制日趋走向危机遭到随之而来的各种攻击。
另一个例子是台湾，当旧政权在1980年代迫于大规模民众抗议的压力而从专制转向“民主”统治的时候，由于缺乏有政治觉悟的可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领导，造成的后果是政治社会被两个腐败的资本主义集团所统治，即“泛蓝”和“泛绿”。正如一个流行的说法:无论是“蓝”或者“绿”赢都没有什么区别，政治其实是被“黑色”，即腐败所统治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斯大林主义执政党的引导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与海外资本主义互相作用而重新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极端依赖于国家机器以保护他们免受工人阶级的斗争，并由此他们并不存在对于民主权利和政权更替的愿望。事实上，我们几乎无法说目前存在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些资产阶级都是前斯大林主义国家政权的内生物。在2万名最富有的“百万富豪”中，90%以上本人是党员和国家官员或者就是他们的亲属。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需要国家保护免受工人阶级的骚扰, 也需要国家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外国资产阶级的竞争.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极其清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现象, 正如列宁所分析的一样,"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个资本控制权力的社会中和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是完全不同两种的概念. 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中意味着是由国家所认可的由国家所控制的使资产阶级所获益并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制度." (<<列宁全集>>32卷)
尤其是当经济危机加剧的时候，在中国更广泛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将被实施。这已经发生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他的政策不仅是反对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俄罗斯那些与国家发生利益冲突的笨拙的"寡头"们。因此作为个体的资本家完全可能因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利益而遭到损害。
民主变革的主要代理人应该是工人阶级并应该是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分离的。在过去，所谓的“共产主义”党派的斯大林主义者总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在联系。他们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视为资产阶级的任务，也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党派的斗争使命的结束。从而限制了他们自己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即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民主需求)；或者他们索性忽略了民主权利的斗争认为这是对阶级斗争的干扰。由此当斯大林主义者一旦获取权力他们就迅速限制民主权利，因为它们与官僚主义的统治规则如此不匹配；然而不幸地是，直到今天许多左翼集团仍然重复着类似的错误，他们没能将为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与社会主义斗争联系起来。而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所面对的任务正是对于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理论的创新的而又本质化的证明。
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国际社会主义
关于追求民主权利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民族主义。毛泽东-斯大林主义政权试图依靠暴力来“解决”存在于新疆、西藏、蒙古和其他地区的民族问题，从而加剧了历史性的相互对抗并在今天引起了大规模的思想异化和对中国统治的敌意。在亲资本主义的毛后任者的政策指导下，这种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当今政权放弃了毛所扭曲的“社会主义”的想法而越来越依靠汉族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粘合剂”以维持社会的团结并转移对于它自己统治失败的注意力。这已经被人民日报的副编辑林志波(音译)所公开宣扬：“今天中国正在出现意识形态的真空。中国可以依靠什么团结在一起。我相信除了民族主义，没有别的选择。”
在新疆，布什政权的“反恐战争”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去镇压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人口。所有本地人口的民族主义的表达和愿望都被有意地等同于对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的支持，这一现象如此出人意料因为北京当局和美帝国主义曾经共同通过他们的盟友巴基斯坦来帮助武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以及其他在阿富汗和更广区域内的极右伊斯兰组织。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并强调所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而在新疆和西藏所实践的镇压方式也被用于镇压汉族工人和农民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1989年，西藏所执行的军事管制实际是更大规模和更为血腥的对“六四”运动镇压的预演。
社会主义者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进行压迫；并且支持民族自决的权利。但这不意味着相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更为支持西藏、新疆和台湾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分离独立组织的政策和方式。另外中亚和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国家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独裁专制国家，它们被贫穷和种族冲突所困扰，而且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名义上的“独立”，是建立在对于民众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基础上的。这些国家实际上是被地区大国所统治，如俄罗斯、美国、印度和中国等，尤其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它增加了在地区的影响。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所压迫，就象阶级压迫一样，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资本主义才能实现。
正如全面争取民主权利一样，一个为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而团结的工人阶级运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力量，但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工人运动必须表现出对于被压迫的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极端敏感性。社会主义者并不希望分裂中国，因为这会导致在经济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大规模的退步，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够依靠高压统治所维持。最终只有在民主和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人民联合才可能在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中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
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充满信心。即将到来的经济台风必将重新构造中国的，亚洲的，乃至世界的政治版图。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但新一代的工人们将高昂他们的头颅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运动。基于对时局的理解,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积极地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支援和引导这一运动的发展.
2007年5月
祝贺CW重新打开网页
2007-06-04 19:37:25
第一次来看的就是这篇文章，揭露的这样露骨而有力的文章在网上也是第一次看到
而作者更是无私到连笔名都不注的地步，许久以来，终于找到让我敬仰的人了
个人崇拜是毫无意义的，但榜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看到中国还有这样的前辈，而且还是一个集体在有组织的活动着，而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我觉得我眼前有无限的光明
果然在中国当局控制下，想接近先进思想太难了，刚刚感叹找到组织，随后没过两天就打不开这个网页，还好我存了不少网页
不知是网络的问题，还是网站受到政府御用黑客的攻击？之前这种事情已经太多了，他们简直就像疯狗一样在拼命扑杀
总之今天好了，为CW的恢复而庆祝，为CWI早日在大陆成立实体组织而庆祝，好想加入啊
虽然比起来我还是个小学生，我也会去做小学生该做的那一份事的～
把先进的思想传播下去，为了爆发而积蓄，为了新生而积蓄
2007-07-13 16:50:37
谈谈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在我国的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国企改革出现了重大偏差的时候，由于郎咸平先生的质疑而引发了关于改革的大争论。而随着争论的深入，自然而然地涉及了我国改革的大方向。于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成为争论的焦点。
当改革处于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国理论界表现出了异常活跃的局面，而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许多人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纷纷倒向了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新式”社会主义等等，明显出现了效仿西方模式的一股庸俗化趋势。在此时此刻，经济学论坛展开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等问题的大辩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我在本论坛及相关博客中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本期的辩论场地，我也对目前的几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鉴于静水流深在其《再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呢?》（http://bbs.finance.sina.com.cn/?h=/g_forum/00/40/01/view.php%3Ffid%3D24528%26tbid%3D4440&g=10&n=1）一文中，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等等基本问题提出了她的意见，并同时在随后的跟帖中对我的社会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因此，在这里，我想系统地谈谈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同时回答静水女士的质疑。
一，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涵义的理解。
社会主义一词，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指社会主义思潮（理论、学说）；二是指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三是指在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和影响下的、为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运动。在这里，第一方面的涵义是指理论或学说；第三方面的涵义则是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或行为状态；而第二方面的涵义则是指一种独立存在的新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这三方面的涵义作进一步的考察，每个方面又会有丰富的内容，例如，对于第二方面的涵义，我们又可以从社会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来作进一步的说明。
从1516年托马斯的《乌托邦》出版至今，社会主义已经存在480年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是先有思潮（学说或理论），后有实践，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理论到实践的不断发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尖锐化之前，在理论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愿望与利益要求，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作为理论上的准备。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则使马克思与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从而为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揭示了正确的道路，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及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则在实践上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实践，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其核心内容就是围绕着劳动者及其利益要求的实现展开的，从理论上说明和表现劳动者的利益要求，探讨实现劳动者利益要求的正确道路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解放劳动者的事业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不论是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实践，不论是体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的建立还是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在这里劳动者及其利益要求的实现始终是全部活动内容的核心。因此，当我们来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涵义时，我们不能忘记或忽略这种思潮、这种社会或这种运动的当然主体――劳动者：在旧社会时称之为无产阶级，在新社会称之为劳动所有者的劳动者，我们不能忘记或忽略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劳动所有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权利，按劳分配的权利，或者反过来说，也就是反对剥削，消灭剥削的要求。
“所谓社会主义旨在揭露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以人为本,追求共同富裕(经济的)、高度民主(政治的)、精神文明(文化的)、社会和谐(全社会)的一种思想体系。它以社会成员的生存、幸福、发展为根本，以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全面进步，以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目标”（http://bbs.finance.sina.com.cn/?h=/g_forum/00/40/01/view.php%3Ffid%3D24528%26tbid%3D4440&g=10&n=1）在静水的这一定义中，使用了“揭露”“消除”“建立”“追求”等一系列行为动词。既有行为状态，那么，我们就不能忽略这种行为的主体，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弄明白：是谁要“揭露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以人为本,追求共同富裕(经济的)、高度民主(政治的)、精神文明(文化的)、社会和谐”？这个主体的性质与特征又是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主体的状况及其利益要求是什么？在他们取得了国家政权，建立了新的社会的条件下，他们的状况及其利益要求又是什么呢？在这里，不仅需要对主体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还必须对这个主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弄清楚。只有对这个基本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我们才能真正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从这里我们得到两点认识：
第一，我们必须始终明确社会主义思潮、制度或运动的主体是劳动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就是体现这一主体利益要求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体现这一主体利益要求的经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实现这一主体利益要求的过程；
第二，当我们来探讨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劳动者的角度来思考与分析。
二，说说社会主义理论或思想体系。
从1516年托马斯的《乌托邦》出版至今，社会主义已经存在480年了，因此，社会主义思潮具有丰富的内容。开始是空想社会主义，其中也包含了多个理论家的多方面的内容。之后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此后除了继承这一理论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之外，还有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民族社会主义理论，都是比较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流派。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说一说列宁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区别。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之后，在19世纪末，伯恩斯坦主义的产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分裂，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全面修正，实质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良主义体系。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不是两大阶级最后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现存的政治体制之下通过合法的、激进的改良而求得一种社会进步。这一观点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从而也使社会民主党溶入了资产阶级党派之中，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由此，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改进的学说，而社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党派之一。从这里我们看到，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背叛了劳动者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新社会的根本性的利益要求，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出现之后，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扩展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范围之内，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形成了左、中、右三派。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社会民主党人划清了界限，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思路。并为十月革命的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从这里我们看到，由伯恩斯坦建立的民主社会主义通过对马克思基本思想的修正，走上了背叛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放弃革命的道路，使社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庸；而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与修正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的形势，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由此可见，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发展进程中又出现新的变化：那就是一方面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思潮，并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另一方面则由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为列宁主义。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可以是指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是指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因此，当我们来讨论社会主义时，有必要限定社会主义的范围。作为一种理论或学说，我们谈的社会主义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用于表达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至于社会主义实践则是指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劳动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五个不同时期：1，生产力主要表现为以集体形式存在的劳动力，这就是原始社会生产力。2，生产力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但劳动力可以以个体方式形成生产力。这就是奴隶社会生产力。3，生产力表现为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这就是封建社会生产力。4，生产力表现为以生产工具为主的生产资料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5，生产力表现为生产劳动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我国之所以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了生产劳动居支配地位的新兴生产力－－即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说，我国生产力是落后的，这里的落后指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说，我国的生产力是新兴的社会生产力，这里的新兴的社会生产力指的是生产力中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的相互关系而言。我国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依据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是生产力结构特征，因为相对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只是社会生产力的量的差别，生产力结构的差异才是社会生产力的本质区别或阶段性区别。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生产力，它的发展要求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是有根本区别的：它的发展的特殊要求表现为劳动所有权的要求，而不是资产所有权的要求。
其次，社会主义是指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特殊要求的经济制度－－主要是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所有制形式及相应的经济制度－－微观经济制度与宏观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所有制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两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或股东，生产劳动也属于资本家或股东。社会主义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每个劳动者都成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者。也就是说，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在不损害公有资产的前提下）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因此，社会主义劳动力不再需要作为商品来实现；由于生活消费的个体性质，劳动者的劳动力属于个人，当然，投入企业的生产劳动也属于劳动者个人了。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因所在。既然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要建立按劳分配制度，当然也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的特征就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生活消费的个体性为基础或以劳动力个人所有为基础）＋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企业制度。再加上与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需要相适应的宏观经济体制，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整体。
第三，社会主义是指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即劳动者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国家体制。关于这一点，由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即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无须多说。
第四，社会主义是指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层建筑方面。存在决定意识。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形成的时候，也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必要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讨论。
按照正常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形成了社会主义特征的生产力，然后才产生相应的经济关系；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必然产生相应的政治体制，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产生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总起来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以用四个方面来回答：其中，“生产劳动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生产力”是答案最重要的基础，“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力特殊要求的经济制度－－主要是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所有制形式及相应的经济制度－－微观经济制度与宏观经济制度”则是答案的基本内容。而“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即劳动者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国家体制”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层建筑方面”是社会主义概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是失败
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努力下，从理论转变为实践，并且从一国的成功实践发展为多国的成功实践。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革命实践，我们没有理由不作出肯定的判断。
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建立了产权制度与公有制――而且主要是国有制相结合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在当时和后来的一个时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引用。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苏联模式，特别是国家经营模式，在当时条件下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在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过程中，采用国家经营方式是当时必须的，必要的，在战争环境或具有战争危险性的条件下，国家经营方式的采用是比较恰当的选择。其次，在当时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苏联模式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大成果。没有这一点，苏联及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存在几十年的时间的。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经营方式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并因此而使这些国家度过了难关。在二战前后，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了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纷纷效仿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国有化的策略，从而扭转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危局。在战后的二十年，形成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位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大多了调整了所有制形式，采用了国有化政策和经营方式，1965年达到了31%，到1984年则达到了45%，瑞典则高达64%。
国家经营方式与宏观经济体制的调节，使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局面。这也是苏联模式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
但是，这里的成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体制的成功。社会主义革命的包括政治体制的革命，经济制度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革命三个方面。很显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成功第一形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即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力；第二为经济制度的革命提供了基础。
而苏联模式，作为经济模式，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的一定阶段的存在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由于这一模式没有全面体现公有制经济的特点及发展要求，特别是不能适应公有制经济的劳动者主体地位及其要求，因而，随着环境的变化，这种模式必然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病，从而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建立产权制度的国有企业，虽然由于不存在真正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而存在存在着固有的弊病，但是，由于西方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剩余价值规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因此，这种企业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其基础是公有制，由于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已经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国有企业比之于西方国家缺乏存在的合理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层次。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旧的经济制度的革命，其重要性体现在社会主义能不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在这一层次的革命可以说，基本是失败了。苏联人建立了一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如果仅仅作为特定时期的经济模式，也是完全可以非常合理的。总是在于苏联人没有在新的时期用新的模式取代这种不适应的模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难以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所在。在1991年，由十月革命产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告灭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会灭亡，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不适合公有制的基本特点。产权企业制度不适合公有制的基本特点，一方面使公有制企业不能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存在和发展，失去了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则由于在管理上否定了劳动所有者在公有制经济中应有的主体地位，在分配上割断了劳动者与公有制企业生产成果的血肉联系（由于工资是直接的货币量，具有预定性和固定性的特点，因此，在采用工资制的条件下，劳动者的收入在分配之前，甚至在生产之前就已经预先决定了，这在客观上割断了劳动者的收入与企业生产成果之间的联系。），这就使广大的劳动者感到公有制是“看不见，摸不着”，得不到实在的好处。这就是社会主义被这些国家人民群众先后抛弃的实质性原因。反过来说，如果“苏联模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体现广大劳动者利益要求的经济制度，即使苏联共产党出了问题，即使苏联政府垮了台，苏联人民也是不会放弃这一基本制度的。
社会主义所以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为了消灭剥削。而且事实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也消灭了资产所有者，消除了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的差别，从而也消除了人们对产权的基本要求，从而消灭了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识到公有制的企业主体是劳动所有者，公有制企业的基本要求是劳动所有权的基本要求，公有制企业性质上是一个生产劳动实体同，我们没有建立与公有制企业基本特点相适应的劳权企业制度。
当我们面对错误的苏联模式时，有一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自然想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实际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要求的思想认识必须客观实际相一致。要做到这一点，不囿于传统观念，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是十分重要的。更具体地说，就是在分析公有制经济模式时，我们必须从陈旧的产权观念与产权制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产权是资产所有者的权利要求，产权制度则是体现资产所有权利益要求的生产关系。对社会主义而言，产权与产权制度是一种旧观念与旧折生产关系。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旧观念与旧制度的影响，才能真正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及其发展要求。
五，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主义实践
有人会问：为什么同样引进了“苏联模式”的中国，国有经济同样也缺乏活力、国有企业曾出现持久的大面积亏损的中国，甚至同样也出现过“文革”和“**”这样的动乱的中国，社会主义旗帜不倒呢？我们只要把两国国情作一比较，就不难明白其中的缘故。中苏两国都是大国，但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与此相适应，苏联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主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产权企业制度相结合的错误模式；而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是一个农业大国，十多亿人口有80%在农村，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权制度相结合的生产队和联产承包的基本模式（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质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所有者个体经营方式）——体现劳动所有权的模式。“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生产队和包干到户的生产结果分配模式把劳动者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与公有制企业的生产成果紧密相联，从根本上稳定了我国农业，而农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提供了稳定的后方。
从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看，公有制只能作为独立的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我们只有适应这一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一规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在十月革命以来的的8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是产权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结合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一种错误模式己为实践所证明。但是，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实践中还产生了与“苏联模式”相对立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生产模式，这就是生产队模式。这种模式由于采用工分分配制度而与“苏联模式”有了本质的区别：“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分配模式体现的不再是资产所有权，而是劳动所有权了。二十余年的生产队发展历史曲折地展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当工分制的具体形式被采用后，在它能够体现生产要求并反映劳动状态基本特点的限度内，工分的质和量处于统一状态，按个人劳动量进行分配得以实现，多劳多得的分配状态得以形成，劳动者在生产中各尽其能并形成适合生产需要的劳动状态，集体生产和个体消费便处于相互满足、互相促进的统一状态；当工分制的具体形式被采用后，它在反映劳动状态的同时也使劳动状态不断发生变化，而当劳动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时，这种记酬方式本身也有适应状态变为过时状态，工分的质和量便处于对立状态，按劳分配不能实现，劳动者在生产中处于消极状态，生产发展的具体要求得不到满足，集体生产和个体消费便处于相互亏损、互相妨碍的对立状态，于是，生产队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新的计酬方式来适应。工分制的具体计酬方式必须同时满足生产要求和分配要求的规律，集体生产和个体消费必须处于相互满足、互相促进的规律，一句话，按劳分配规律支配着生产队的发展趋势。然而，生产队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模式由于采用了工分制而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体现了劳动所有权在分配上的要求，但却并没有建立适合的劳权管理体制，没有体现劳动所有权在管理上的基本要求。另外，也正由于生产队是一种新兴的劳权模式，我们对它的运行规律及其客观要求、特别是按劳分配规律及其客观要求一无所知，在实践中我们不能适应它的规律和要求。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呢？是在按劳分配条件下生产队工分制具体形式已经过时，社队干部对按劳分配规律一无所知，不仅不能适应这一规律，而且常常违背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生产队集体生产和个体消费相互亏损，互相妨碍的对立状态长期得不到改变，社员又有自留地、自养牲口的情况下生产队出现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只是受到当时政策的限制，这种趋势没有进一步发展。在改革中我们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使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迅速推广。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经营方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是土地所有制）及生产结果分配模式和生产队的都是一样的，也是公有制 ，也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不同的是生产队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者集体经营方式，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劳动者个体经营方式。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对新兴的劳权模式了解甚少的情况下放弃比较复杂的劳动者集体经营方式，而采用较为简单的劳动者个体经营方式。同生产队模式相比，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是简单的个体经营，使劳动所有权在分配上和管理上得到了直接的体现。因此，从生产队到责任制的变化是劳动所有权由不完善体现到完善的体现。这一变化较好地满足了劳动所有者对劳动所有权的利益要求，充分地调动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就是农村改革一举成功的原因所在。
六，认识上的误区与改革中的偏差
苏联模式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苏联模式作详细分析，就会发展，苏联模式的错误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会产生，是由于劳动者消灭剥削的基本要求，这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公有制的实现也确实消灭了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消除了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的差别，消除了人们产生产权要求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只存在劳动所有者，不存在资产所有者。那就是说，劳动者是唯一的生产主体；第二，只存在劳动所有权的基本要求，不存在资产所有权或产权的基本要求。因此，适应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企业制度。但是，苏联模式却建立了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企业制度。由此可见，苏联模式的错误是产权制度不适合公有制的基本特点，而不是什么公有化的程度太高等等。
然而，产权观念是一种传统观念，它的存在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囿于传统的产权观念，人们把产权制度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来对待，不是要求企业制度来适应公有制的基本特点，反而要求公有制适应产权要求。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重大偏差。
同样的道理，我国农村的经济模式，不论是过去的生产队模式还是改革后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都与产权经营模式具有性质区别的另一种经济模式。但是，由于人们总是囿于传统的产权观念，对于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并不能真正识别。
事实上，类似国有企业改革，其实如果明白了社会主义就是“劳权制度＋公有制”，其实质就是要在建立公有制的基础上确立劳动者的当家作主地位并真正实现按劳分配，那么，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阶段，国有企业就可以成功完成。但是，由于难以在认识上突破产权的束缚，结果是走到了大功的大门口，又回头了，陷入了产权改革的误区。这也是国企改革长期不能成功的原因所在。以至于后来滑到了一私了之的地步。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它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出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企业形式不仅存在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存在于西方国家。在社会生产中，当无形投入或劳动投入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必然也随之产生，于是，那种“每个人都是主体主体”和“按业绩付酬制”的产生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或许，当我们在产权改革
无题
2007-10-27 16:37:09
突破网络封锁，使用http://www.chinaworker.cc.sixxs.org/ 对于支持IPv6协议的XPSP2和Vista有效
CWI在大陆没有实体组织真是令人意外，十分期待能够早日加入。
期待CWI思想在大陆的广泛宣传。
当代中国大学生对于中国政治的不关心令人非常遗憾。我是上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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