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民族问题
星期二, 15 一月 2008.
尽管经济迅速的增长，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民族和宗教紧张状态在上升。中国左翼中的一些人对CWI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立场观点表示异议-该文对我们的立场进行了解释说明。
Vincent Kolo, chinaworker.info
现在作为新疆的最大的族群的操突厥语的维吾尔穆斯林比起自1949年建国以来任何时候更加不顺从北京的统治，这是官方种族主义，歧视和政治及宗教压迫的结果。800万维吾尔人，200万哈萨克人和其他200万的更少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受着比汉族人更高的失业、更严重贫困和更低预期寿命。尽管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该增长的收益在整个中国极端不平等地分配，在汉族中大部分人也几乎完全与所谓的经济“奇迹”的收益没有关系。
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进程和对于毛时代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的破坏已经大大地加强了新疆的汉、维吾尔和其他族群的种族隔离。维吾尔人的预期寿命比汉族人平均少大约10年，由于医疗和教育的价格高到农村人口不能承受的地步，这样的差距已经扩大。维吾尔和其他非汉的人们占新疆整个人口的60%，在农村，他们占到四分之三。2004年，新疆的人均净收入是7，600元，但是在农村只有2，269元。（人民日报，2005年2月22日）
正如一西方的报道说的：“在过去20年里，随着 ‘铁饭碗’政策的消失和在劳动力市场更多数量的受过良好训练的维吾尔族人口的出现，特别是更多的汉族人的到来，一些维吾尔精英的整合已日益成为问题。因此，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生的年轻的维吾尔人责备中国政府没有创造与他们的训练相当的工作机会而热衷于把汉族人放在管理岗位上”（新疆维吾尔- The Malaise Grows, Rémi Castets, 中国观察 No 49, 2003).
新自由主义和镇压
在“市场”之鞭下的苛刻的经济条件导致一部分维吾尔青年转向犯罪和依赖毒品。还有其他的一些人转向政治性伊斯兰教-转向过去以寻找出路。这种情况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穆斯林人口中发展更强的亲中国的精英的企图的失败。这样的一个精英阶层存在着但是不大。在1997年少于38%的新疆共产党成员来自少数民族并且根据上面提到的报道这些人“也通常放在具有较少权力的职位上或者放在易被控制的职位上。”自1949年以来新疆党委书记的关键职位从来没有掌握在非汉族指派者手里。
汉族主导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准军事的国家农事组织XPCC（新疆建设兵团），它控制着近三分之一的新疆耕地和其工业产量占四分之一。XPCC240万成员中90%是汉族人，难怪许多维吾尔人视之为“殖民”力量。
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增强的国家镇压力量的混合具有潜在的爆炸性。根据大赦国际的报道：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产开发者迫使维吾尔人离开他们的土地。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书籍被禁和被焚，在新疆大学，维吾尔语在大多数科目中被禁止作为教育用语。（大赦国际报道，2004年7月7日）
中国共产党的发言人以支持独立观点的公开表达与十年前相比不那么明显来安慰自己。这是由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特别是9/11恐怖袭击后加强的镇压及2001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2）经济繁荣惠及了主要是城市化了的维吾尔数的少量人口。3）看到边界外的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在资本主义下的“独立”的后果后的极大觉醒。在表面“平静”下，新疆依然是颗定时炸弹。
“开发西部”
新疆的面积三倍于法国，占今天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它拥有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四分之一以及煤储量的三分之一。对于中国政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力量而加强。对北京来说，新疆是哈萨克和其他中亚国家的石油和煤矿的“门户”。伴随着一场新的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地方势力之间的为能源和为政治影响力而角逐的外交与军事的“激烈竞赛”，一个中国出资的火爆和庞大的管道建设项目正在横跨中亚轰轰烈烈的进行着。已于2005年12月完工的来自哈萨克库仑盆地的中国建跨边界的管道输送的原油占总的15%。
因为害怕失去对新疆和其他西部省份的控制，北京政府于2000年发起了开发大西部工程，包括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努力吸引外资到这些非汉族族群依然超过汉族人的省份。被中国政府描述为另一个“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的能源丰富的新疆塔里木盆地正在向外国石油公司的开采开放。基于中央政府投资的猛增，新疆的人均GDP 水平由接近最后几位上升到中国31个行政区（省和自治区）的第二十位。但是这个开发再一次忽视了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尽管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塔里木盆地是四分之三新疆维吾尔人的家乡，但是在该省，他们是最低人均GDP水平民族之一。
1949年革命和少数民族
在目前中国，民族问题是格外地复杂和具有潜在爆炸性-在满族封建帝国和蒋介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独裁统治（1927-49）下民族压迫的后遗症。1949年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和出发点以解决这些民族冲突。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且在国有化和计划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革命在教育、卫生和工业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广大群众的生活条件上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该革命不是一个经典的基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
和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立在农村群众的基础上的。进行改变的主要工具不是基于大量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民主的工人政党而是在陈旧的官僚统治结构下的军队。因为固有的民族基础和民族的革命视角，（列宁解释说农民“是所有阶级中具有最少国际性的”），以及由于它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以在苏联的斯大林一党官僚独裁为样式，新的国家不仅没有解决在中国的民族对抗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对抗性。
不是赋予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生气的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毛政权的世界观可以很好地被描述为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综合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对前中华帝国少数民族的不宽容的沙文主义态度。新疆象西藏一样被看作是如此重要的战略性国家不动产，需以一切代价-必要的话通过武力-使之与新的国家合成一体。
新疆在书面形式上享有的名义上的“区域自治”权决不能满足企图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真正的控制权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团体。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不稳定的政策摇摆地演替-缓和的和然后的宗教和政治的镇压的加强-如当地的领导者一边阐述着来自北京的最新的政治公告一边修正它们以便适应他们自己的利益。
确实在毛时代，政权努力协助中国少数民族的整合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7章保证“民族习惯和特别文化特征和语言上的自由的保护”。在1950年代，有着一次巨大的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和教育的发展。但是这是在中央强加的严格的审查和限制下发生的。在中国少数民族或至少一大部分的受到最深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意识中，由共产党统治的军事官僚的镇压本质使得废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进行深远的社会改革的作用黯然失色。
毛的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制度，土地国有化并分给穷苦农民-不仅从中国的视角而且从整个亚洲大陆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在愚笨的“用一个模式套用一切”的方式下实施这些政策而且仍然带有官僚政治的消极面。对于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显得尤为清楚。在新疆大多数地方几个世纪里所奉行的牧歌般的农业方式并不适合中央政府强调的定居农业。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下的过度乐观的农业计划，这导致了大量的汉族农民向新疆的移民，侵占了传统上维吾尔人畜牧所用的土地。
政策的逆转
在1958 年的大跃进，毛推进立即的和完全的农业集体化，在依然是低水平工业化的时代这意味着必然以失败告终。完全的农村生活的共产化-农村公社式的工作、吃喝生活在一起-由于公共食堂提供标准化的中国式饭菜包括穆斯林拒绝食用的猪肉也导致了在新疆的加强的民族紧张。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宗教，而且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甚至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被贴上“封建”和“落后”的标签-少数民族的报纸和电台被关闭。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流氓攻击宗教的行为绝对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无关。当1870年代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宣称“向宗教开战”时，恩格斯痛斥之。恩格斯把这说成是一件糊涂事并且预言其结果将与其意图适得其反-通过冒犯基督教工人的宗教情感，他们的信仰将被加强。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的团结是-包括有宗教信仰的工人们-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当贫困、饥饿和压迫的物质条件已经被消除后宗教思想才会被群众抛弃。在通向这个目标的路上，来自领导阶层的策略和灵活性是需要的- 不是毛主义红卫兵式的猛烈的打击。
在中国和苏联处在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者官僚之间尖锐化的在1962年从中国撤走所有的苏联军事和技术顾问后达到顶点的紧张关系和伴随着100，000哈萨克人及其他穆斯林离开中国去苏联激起了这两个表面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权的特别激烈的斗争以取得对新疆和中亚的影响。莫斯科开始资助新疆支持独立的组织和用维吾尔语和其他少数语种的反中国的电台广播。这与真正支持维吾尔群众的民族权利没有关系，而只是两个竞争着的官僚精英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双方都想方设法羞辱对方而榨取政治资本。在俄国斯大林主义者方面，嘴上说为了维吾尔独立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避免在苏联的4000万左右的穆斯林成长和觉醒的手段。
1980年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的代表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歉并且鼓励解冻宗教和文化。建起了许多新的清真寺和开设了教读可兰经的学校，许多是私营的。其原因是在全国范围内转向支持资本主义的政策而相应地需要建立对反对旧的毛主义护卫者的邓主义者一翼的官僚的普遍支持的新基点。
根据A. Altuni,，为了得到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政府决定推进建立宗教中心和清真寺以便使维吾尔人忙于宗教活动而不是活跃于政治。（维吾尔-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政策[东土耳其斯坦]无日期）
对新疆的中国政策的持续的逆转的模式延续至今-每次转变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和不信任。北京的短视由邓的对美帝国主义在阿富汗帮助创立邪恶的反共产主义和反动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如奥萨马本拉登的卡伊达组织对苏联的冷战的热情支持表现出来。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后期派送了成百的PLA顾问去巴基斯坦的还有新疆本地的营地训练圣战主义者包括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根据1996年被塔里班拷打和处死的前阿富汗总统Muhammad Najibullah的说法，“中国政权在战争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John Cooley, 邪恶的战争, Pluto Press, 2002)
在和新疆接界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邓之政策的“反作用力”导致中国在1996年开始了新的恐怖统治时期，反“分离主义”的“严打”行动。根据大赦国际，1990年代后期在新疆的处死率飙升到整个中国的平均水平的十倍。
最近十年已经看到一波中国商人和工人-数以万计-移民到中亚和俄罗斯，在这里他们易于成为资产阶级政客包括那些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顾问进行种族主义攻击的目标。这些中国移民的命运与北京对维吾尔的政策交织在一起，作为在新疆由中国推行的暴行的未来的代价，该政策提高了横跨边界的反华的大屠杀的危险性。
九月十一日和政治上右翼的伊斯兰教
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战争”和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在新疆内部政治上显示了新的转折点。中国政权抓住在国际形势上的这个转变以进一步加强对新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的控制并且给所有诉求更大的民族自由的要求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然而在这些事件之前，北京已经选择了淡化武装的圣战组织的危险。在9/11后甚至长期静止（假如不是彻底熄灭的话）的组织的作用也开始在官方的宣传中大大地被夸大了。
1990年代后期几年在新疆有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 1997年2月，在Ghulja市（中文叫伊宁）和平示威转为暴力后，大约200名维吾尔人被处决。在此之后，中央政府的'严打'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粉碎那些采用个人恐怖主义的-暗杀汉族官员或明显亲政权的维吾尔人的错误的方法-民族主义者运动。这些袭击中最坏的是在1997年2月发生的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9人死亡和74人受伤。但北京的军事胜利付出了政治代价-进一步疏远大部分人尤其是维吾尔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决反对个人恐怖的方法，就解放被压迫人民而言，这种方法代表了一个死胡同。在历史上这样的方法从来没有成功地推翻过一个暴虐政权。相反，提供了一个更残酷的镇压的借口，因为它们在工人阶级中加重了种族和宗教的分歧，恐怖主义者的方法会严重破坏发展反对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
而中共在新疆的发言人已成功地宣告， "相较于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分离主义的威胁减少了" ，镇压的继续和种族宗教歧视能够在未来再次把一些错误地认为这是唯一可用来反击的途径的新一代年轻阶层推向恐怖主义方法
2007 年1月，中国士兵袭击了由靠近阿富汗的西部新疆帕米尔高原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真主党(ETIM）运作的一个训练营，18名所谓的恐怖分子被打死。这次军事行动的真相仍不清楚。支持也被布什政府列为'恐怖组织ETIM，无疑被中国政权为证明其在新疆镇压是正当的而夸大了。 ETIM和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圣战主义者'有联系，包括卡伊达组织，但大部分维吾尔人属于伊斯兰教的苏菲传统-该传统被卡伊达组织思想上效忠的极端反动的瓦哈比教派视为异端。
来自新疆内部的说法显示政治上右翼的伊斯兰教包括如ETIM这样的组织的影响在这个舞台上不是重要的。对于大多数维吾尔人而言，他们仍然主要是一个民族的和泛突厥的斗争而不是一个泛伊斯兰的斗争。这表明伊斯兰团体如ETIM无法招募新疆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大约有1百万人口的讲汉语的回族穆斯林。
特别是对城市中的维吾尔人而言，包括工人阶级，无论他们多么不喜欢中国的统治，神权政权的思想并没有任何吸引力。但这并不保证政治性伊斯兰教的影响不会在未来成长为反对北京政策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反作用力，伴随着这个的一个真正的危险是伊斯兰主义者的潮流-在更广泛的区域活动的组织的影响下-将发展为一个极端宗教沙文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倾向，建立团结的工人阶级对中国政权右翼反穷人的政策的抵抗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
中亚-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苏联解体和与它们中的多数和维吾尔人具有强烈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联系的中亚独立共和国的建立后，新疆经历了一股支持独立的情绪。这在许多维吾尔人中唤起了在来自这些新国家的对他们的事业的支持下，一个'骨牌效应'会使新疆摆脱中国统治的希望。这些希望很快破灭了
'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实践中在大多数地方保留作为资本主义俄罗斯的附属国并试图通过同美国和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巨大的贸易来平衡对俄罗斯的依赖。
基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共和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专制，腐败，压迫和贫困的同义语，使整个地区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几乎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维吾尔或东突国家的模范。即使是自由主义喉舌的经济学家杂志也被迫承认， "从经济角度看，苏联的解体对该地区而言是一场灾难" 。 [中亚经济学家调查， 2003年7月24日] 。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亚地区的亲资产阶级政权拼命向中国献殷情，这个过程以在2000年形成上海合作组织（SOD）的形式达到顶点。这个在该地区向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开战的'安全联盟'是对部分中亚的统治精英反对压迫维吾尔人的泛突厥的'团结'的任何挥之不去的幻想的最后一击，到90年代末，流亡在这些国家的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面临的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恶梦-处在不断的被递解回中国的威胁下。很多遭受这种命运的人已被处决或关押。这是为什么大约1000名维吾尔人流亡逃到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对许多人来说这里是仅存的避难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国际工人委员会（CWI）支持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包括分离的权力。我们诉求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呼吁少数民族留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但是得到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现在适用的假自治权。这将是战胜资本主义并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有利的基础。但这只能在没有强制和自愿的基础上做到。毛泽东和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不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在1930和40年代与蒋介石斗争时期，特别是当毛的部队面对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他们保证尊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但一旦中共的地位变得牢不可破后，这些保证被玩世不恭地背弃。
把这个与苏俄成立后的几年内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比较。在其先前的辩论中，罗莎卢森堡-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关系到民族问题上她犯了严重错误-声称列宁的政策将导致国家分裂和工人阶级中的分歧。列宁解释说，正好相反，随着强制因素的消除，大多数的旧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会选择留在一个自愿联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体制内。然而，如芬兰的情况表明，群众清楚而明确地希望脱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支持他们的意愿，在1917年12月让芬兰人独立。对列宁、托洛茨基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定性的标准是如何最好地加强和维护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团结，这是优于民族国家的国界的。
在当今的世界上，在新自由主义和加强了的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冲击下，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比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几乎是更为复杂了。新疆亦不例外。如果我们假设大多数维吾尔人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东部和北部的新疆的多数人会同意这样的意图还远远不是确定无疑的-哪里是汉人占多数，这里的严重的种族间冲突的潜在性能够被民族的资本主义精英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
维吾尔人今天占不到一半的新疆人口（ 45 ％）以及在最近石油和天然气繁荣的基础上增加着的汉人的流入，意味着汉族人现在至少占41 ％的人口，在多数大城市里如乌鲁木齐汉族人是明显多数。维吾尔人仍然占新疆南部和西部的多数贫困地区如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的多数。然而在全省有一个很清晰的占多数的穆斯林，在60 ％左右，这包括哈萨克族（人口总数的7 ％） ，回族（ 5 ％ ），以及较小的少数群体如吉尔吉斯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这些团体彼此的关系有时是相当复杂的，例如，突厥语的穆斯林团体和讲汉语的回族之间的关系。
在汉人社区世代生活在新疆的少数人和1949年来定居的多数人包括最近来的一波其中许多人不想永久定居的民工之间也有许多社会和文化分歧。虽然支持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者不主张以歧视汉人来代替歧视维吾尔人。发现自己现在已经处在被压迫民族团体处境下的科索沃（形式上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但现在是帝国主义者联合国的“托管”下的实际独立的国家）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经历突出地表明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不能解决长期的民族冲突并且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爆发冲突。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民族分歧作斗争并且争取团结以推翻资本主义和专制是社会主义者的职责。
列宁总结了这一做法，涉及乌克兰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系：
" 如果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允许自己被他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相当合理和自然的的仇恨影响到他甚至把一点点这种仇恨转向，即使它只是疏远，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的这种程度和如果他忽视乌克兰人的完全平等或者他们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的要求，哪怕是一会儿，那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陷入不仅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且是Black-Hundred民族主义的泥坑，（列宁，民族问题评论，1913 ）
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疆和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在这个阶段，不能肯定大多数维吾尔人想彻底独立。尽管今天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极端一面倒，很清楚新疆得益于与中国其余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且甚至在维吾尔人中有一个可以理解的东突的独立国家会遭受到失去工作和投资的恐惧。不过，如果多数人选择独立，社会主义者将支持这个选择，但必须说明是"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东突厥斯坦" 的口号，并解释说要摆脱北京政权控制（以及中亚的反对独立的资本主义精英） ，只有通过在全中国和全亚洲的基础上的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
只有把他们的奋斗，换句话说，在中国和国际范围的一场工人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同结束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对维吾尔人的民族压迫才能加以克服。在民主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的政府的基础上，新疆人民将自由决定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是否独立（民主的保证包括自治权利或与汉族广大地区分离的权利）或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真正的自治。这包括广阔的中国，中亚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联邦-在民主和自愿的基础上，为开发欧亚大陆巨大的经济潜力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基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新疆和更广大地区的民族冲突是不可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拒绝给予现有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集团任何支持-世俗的或宗教的 -其中没有一个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因此，不管他们声称的目标如何，他们不主张废除压迫和贫穷而只是转变这种压迫的民族-国家形式。但我们是完全反对由中国国家发起的民族主义者或宗教组织的镇压并支持其合法的活动的权利，正如我们呼吁充分的民主权利：政治活动自由，信仰自由，集会权，新闻自由等。我们支持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和文化权利，包括：在与国家交流时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在教育系统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和结束在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各种歧视。
在新疆和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必须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组织起来。为解放自己，它必须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其他省份的工人联结起来。汉族中国工人阶级也必须把反对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压迫的斗争和他们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新疆已在国家镇压和'反恐'中成为用来对付所有那些站起来向中共专制政权斗争的-罢工工人，反污染活动家，民运和社会主义者的最新技术的训练场：只有建设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其中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将发挥关键作用，才能使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成为历史书籍记载的过去。
Vincent Kolo, chinaworker.info
现在作为新疆的最大的族群的操突厥语的维吾尔穆斯林比起自1949年建国以来任何时候更加不顺从北京的统治，这是官方种族主义，歧视和政治及宗教压迫的结果。800万维吾尔人，200万哈萨克人和其他200万的更少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受着比汉族人更高的失业、更严重贫困和更低预期寿命。尽管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该增长的收益在整个中国极端不平等地分配，在汉族中大部分人也几乎完全与所谓的经济“奇迹”的收益没有关系。
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进程和对于毛时代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的破坏已经大大地加强了新疆的汉、维吾尔和其他族群的种族隔离。维吾尔人的预期寿命比汉族人平均少大约10年，由于医疗和教育的价格高到农村人口不能承受的地步，这样的差距已经扩大。维吾尔和其他非汉的人们占新疆整个人口的60%，在农村，他们占到四分之三。2004年，新疆的人均净收入是7，600元，但是在农村只有2，269元。（人民日报，2005年2月22日）
正如一西方的报道说的：“在过去20年里，随着 ‘铁饭碗’政策的消失和在劳动力市场更多数量的受过良好训练的维吾尔族人口的出现，特别是更多的汉族人的到来，一些维吾尔精英的整合已日益成为问题。因此，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生的年轻的维吾尔人责备中国政府没有创造与他们的训练相当的工作机会而热衷于把汉族人放在管理岗位上”（新疆维吾尔- The Malaise Grows, Rémi Castets, 中国观察 No 49, 2003).
新自由主义和镇压
在“市场”之鞭下的苛刻的经济条件导致一部分维吾尔青年转向犯罪和依赖毒品。还有其他的一些人转向政治性伊斯兰教-转向过去以寻找出路。这种情况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穆斯林人口中发展更强的亲中国的精英的企图的失败。这样的一个精英阶层存在着但是不大。在1997年少于38%的新疆共产党成员来自少数民族并且根据上面提到的报道这些人“也通常放在具有较少权力的职位上或者放在易被控制的职位上。”自1949年以来新疆党委书记的关键职位从来没有掌握在非汉族指派者手里。
汉族主导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准军事的国家农事组织XPCC（新疆建设兵团），它控制着近三分之一的新疆耕地和其工业产量占四分之一。XPCC240万成员中90%是汉族人，难怪许多维吾尔人视之为“殖民”力量。
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增强的国家镇压力量的混合具有潜在的爆炸性。根据大赦国际的报道：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产开发者迫使维吾尔人离开他们的土地。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书籍被禁和被焚，在新疆大学，维吾尔语在大多数科目中被禁止作为教育用语。（大赦国际报道，2004年7月7日）
中国共产党的发言人以支持独立观点的公开表达与十年前相比不那么明显来安慰自己。这是由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特别是9/11恐怖袭击后加强的镇压及2001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2）经济繁荣惠及了主要是城市化了的维吾尔数的少量人口。3）看到边界外的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在资本主义下的“独立”的后果后的极大觉醒。在表面“平静”下，新疆依然是颗定时炸弹。
“开发西部”
新疆的面积三倍于法国，占今天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它拥有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四分之一以及煤储量的三分之一。对于中国政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力量而加强。对北京来说，新疆是哈萨克和其他中亚国家的石油和煤矿的“门户”。伴随着一场新的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地方势力之间的为能源和为政治影响力而角逐的外交与军事的“激烈竞赛”，一个中国出资的火爆和庞大的管道建设项目正在横跨中亚轰轰烈烈的进行着。已于2005年12月完工的来自哈萨克库仑盆地的中国建跨边界的管道输送的原油占总的15%。
因为害怕失去对新疆和其他西部省份的控制，北京政府于2000年发起了开发大西部工程，包括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努力吸引外资到这些非汉族族群依然超过汉族人的省份。被中国政府描述为另一个“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的能源丰富的新疆塔里木盆地正在向外国石油公司的开采开放。基于中央政府投资的猛增，新疆的人均GDP 水平由接近最后几位上升到中国31个行政区（省和自治区）的第二十位。但是这个开发再一次忽视了大多数普通维吾尔人。尽管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塔里木盆地是四分之三新疆维吾尔人的家乡，但是在该省，他们是最低人均GDP水平民族之一。
1949年革命和少数民族
在目前中国，民族问题是格外地复杂和具有潜在爆炸性-在满族封建帝国和蒋介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独裁统治（1927-49）下民族压迫的后遗症。1949年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和出发点以解决这些民族冲突。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且在国有化和计划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革命在教育、卫生和工业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广大群众的生活条件上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该革命不是一个经典的基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
和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立在农村群众的基础上的。进行改变的主要工具不是基于大量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民主的工人政党而是在陈旧的官僚统治结构下的军队。因为固有的民族基础和民族的革命视角，（列宁解释说农民“是所有阶级中具有最少国际性的”），以及由于它的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以在苏联的斯大林一党官僚独裁为样式，新的国家不仅没有解决在中国的民族对抗性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对抗性。
不是赋予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生气的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毛政权的世界观可以很好地被描述为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综合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对前中华帝国少数民族的不宽容的沙文主义态度。新疆象西藏一样被看作是如此重要的战略性国家不动产，需以一切代价-必要的话通过武力-使之与新的国家合成一体。
新疆在书面形式上享有的名义上的“区域自治”权决不能满足企图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真正的控制权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团体。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不稳定的政策摇摆地演替-缓和的和然后的宗教和政治的镇压的加强-如当地的领导者一边阐述着来自北京的最新的政治公告一边修正它们以便适应他们自己的利益。
确实在毛时代，政权努力协助中国少数民族的整合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7章保证“民族习惯和特别文化特征和语言上的自由的保护”。在1950年代，有着一次巨大的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和教育的发展。但是这是在中央强加的严格的审查和限制下发生的。在中国少数民族或至少一大部分的受到最深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意识中，由共产党统治的军事官僚的镇压本质使得废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进行深远的社会改革的作用黯然失色。
毛的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制度，土地国有化并分给穷苦农民-不仅从中国的视角而且从整个亚洲大陆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在愚笨的“用一个模式套用一切”的方式下实施这些政策而且仍然带有官僚政治的消极面。对于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显得尤为清楚。在新疆大多数地方几个世纪里所奉行的牧歌般的农业方式并不适合中央政府强调的定居农业。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下的过度乐观的农业计划，这导致了大量的汉族农民向新疆的移民，侵占了传统上维吾尔人畜牧所用的土地。
政策的逆转
在1958 年的大跃进，毛推进立即的和完全的农业集体化，在依然是低水平工业化的时代这意味着必然以失败告终。完全的农村生活的共产化-农村公社式的工作、吃喝生活在一起-由于公共食堂提供标准化的中国式饭菜包括穆斯林拒绝食用的猪肉也导致了在新疆的加强的民族紧张。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宗教，而且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甚至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被贴上“封建”和“落后”的标签-少数民族的报纸和电台被关闭。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流氓攻击宗教的行为绝对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无关。当1870年代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宣称“向宗教开战”时，恩格斯痛斥之。恩格斯把这说成是一件糊涂事并且预言其结果将与其意图适得其反-通过冒犯基督教工人的宗教情感，他们的信仰将被加强。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的团结是-包括有宗教信仰的工人们-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当贫困、饥饿和压迫的物质条件已经被消除后宗教思想才会被群众抛弃。在通向这个目标的路上，来自领导阶层的策略和灵活性是需要的- 不是毛主义红卫兵式的猛烈的打击。
在中国和苏联处在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者官僚之间尖锐化的在1962年从中国撤走所有的苏联军事和技术顾问后达到顶点的紧张关系和伴随着100，000哈萨克人及其他穆斯林离开中国去苏联激起了这两个表面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权的特别激烈的斗争以取得对新疆和中亚的影响。莫斯科开始资助新疆支持独立的组织和用维吾尔语和其他少数语种的反中国的电台广播。这与真正支持维吾尔群众的民族权利没有关系，而只是两个竞争着的官僚精英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双方都想方设法羞辱对方而榨取政治资本。在俄国斯大林主义者方面，嘴上说为了维吾尔独立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避免在苏联的4000万左右的穆斯林成长和觉醒的手段。
1980年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的代表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歉并且鼓励解冻宗教和文化。建起了许多新的清真寺和开设了教读可兰经的学校，许多是私营的。其原因是在全国范围内转向支持资本主义的政策而相应地需要建立对反对旧的毛主义护卫者的邓主义者一翼的官僚的普遍支持的新基点。
根据A. Altuni,，为了得到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政府决定推进建立宗教中心和清真寺以便使维吾尔人忙于宗教活动而不是活跃于政治。（维吾尔-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政策[东土耳其斯坦]无日期）
对新疆的中国政策的持续的逆转的模式延续至今-每次转变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和不信任。北京的短视由邓的对美帝国主义在阿富汗帮助创立邪恶的反共产主义和反动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如奥萨马本拉登的卡伊达组织对苏联的冷战的热情支持表现出来。中国政府在1980年代后期派送了成百的PLA顾问去巴基斯坦的还有新疆本地的营地训练圣战主义者包括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根据1996年被塔里班拷打和处死的前阿富汗总统Muhammad Najibullah的说法，“中国政权在战争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John Cooley, 邪恶的战争, Pluto Press, 2002)
在和新疆接界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邓之政策的“反作用力”导致中国在1996年开始了新的恐怖统治时期，反“分离主义”的“严打”行动。根据大赦国际，1990年代后期在新疆的处死率飙升到整个中国的平均水平的十倍。
最近十年已经看到一波中国商人和工人-数以万计-移民到中亚和俄罗斯，在这里他们易于成为资产阶级政客包括那些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顾问进行种族主义攻击的目标。这些中国移民的命运与北京对维吾尔的政策交织在一起，作为在新疆由中国推行的暴行的未来的代价，该政策提高了横跨边界的反华的大屠杀的危险性。
九月十一日和政治上右翼的伊斯兰教
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战争”和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在新疆内部政治上显示了新的转折点。中国政权抓住在国际形势上的这个转变以进一步加强对新疆清真寺和宗教组织的控制并且给所有诉求更大的民族自由的要求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然而在这些事件之前，北京已经选择了淡化武装的圣战组织的危险。在9/11后甚至长期静止（假如不是彻底熄灭的话）的组织的作用也开始在官方的宣传中大大地被夸大了。
1990年代后期几年在新疆有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 1997年2月，在Ghulja市（中文叫伊宁）和平示威转为暴力后，大约200名维吾尔人被处决。在此之后，中央政府的'严打'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粉碎那些采用个人恐怖主义的-暗杀汉族官员或明显亲政权的维吾尔人的错误的方法-民族主义者运动。这些袭击中最坏的是在1997年2月发生的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9人死亡和74人受伤。但北京的军事胜利付出了政治代价-进一步疏远大部分人尤其是维吾尔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决反对个人恐怖的方法，就解放被压迫人民而言，这种方法代表了一个死胡同。在历史上这样的方法从来没有成功地推翻过一个暴虐政权。相反，提供了一个更残酷的镇压的借口，因为它们在工人阶级中加重了种族和宗教的分歧，恐怖主义者的方法会严重破坏发展反对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
而中共在新疆的发言人已成功地宣告， "相较于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分离主义的威胁减少了" ，镇压的继续和种族宗教歧视能够在未来再次把一些错误地认为这是唯一可用来反击的途径的新一代年轻阶层推向恐怖主义方法
2007 年1月，中国士兵袭击了由靠近阿富汗的西部新疆帕米尔高原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真主党(ETIM）运作的一个训练营，18名所谓的恐怖分子被打死。这次军事行动的真相仍不清楚。支持也被布什政府列为'恐怖组织ETIM，无疑被中国政权为证明其在新疆镇压是正当的而夸大了。 ETIM和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圣战主义者'有联系，包括卡伊达组织，但大部分维吾尔人属于伊斯兰教的苏菲传统-该传统被卡伊达组织思想上效忠的极端反动的瓦哈比教派视为异端。
来自新疆内部的说法显示政治上右翼的伊斯兰教包括如ETIM这样的组织的影响在这个舞台上不是重要的。对于大多数维吾尔人而言，他们仍然主要是一个民族的和泛突厥的斗争而不是一个泛伊斯兰的斗争。这表明伊斯兰团体如ETIM无法招募新疆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大约有1百万人口的讲汉语的回族穆斯林。
特别是对城市中的维吾尔人而言，包括工人阶级，无论他们多么不喜欢中国的统治，神权政权的思想并没有任何吸引力。但这并不保证政治性伊斯兰教的影响不会在未来成长为反对北京政策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反作用力，伴随着这个的一个真正的危险是伊斯兰主义者的潮流-在更广泛的区域活动的组织的影响下-将发展为一个极端宗教沙文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倾向，建立团结的工人阶级对中国政权右翼反穷人的政策的抵抗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
中亚-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苏联解体和与它们中的多数和维吾尔人具有强烈的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联系的中亚独立共和国的建立后，新疆经历了一股支持独立的情绪。这在许多维吾尔人中唤起了在来自这些新国家的对他们的事业的支持下，一个'骨牌效应'会使新疆摆脱中国统治的希望。这些希望很快破灭了
'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实践中在大多数地方保留作为资本主义俄罗斯的附属国并试图通过同美国和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巨大的贸易来平衡对俄罗斯的依赖。
基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共和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专制，腐败，压迫和贫困的同义语，使整个地区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几乎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维吾尔或东突国家的模范。即使是自由主义喉舌的经济学家杂志也被迫承认， "从经济角度看，苏联的解体对该地区而言是一场灾难" 。 [中亚经济学家调查， 2003年7月24日] 。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亚地区的亲资产阶级政权拼命向中国献殷情，这个过程以在2000年形成上海合作组织（SOD）的形式达到顶点。这个在该地区向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开战的'安全联盟'是对部分中亚的统治精英反对压迫维吾尔人的泛突厥的'团结'的任何挥之不去的幻想的最后一击，到90年代末，流亡在这些国家的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面临的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恶梦-处在不断的被递解回中国的威胁下。很多遭受这种命运的人已被处决或关押。这是为什么大约1000名维吾尔人流亡逃到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对许多人来说这里是仅存的避难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国际工人委员会（CWI）支持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包括分离的权力。我们诉求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呼吁少数民族留在一个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但是得到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现在适用的假自治权。这将是战胜资本主义并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有利的基础。但这只能在没有强制和自愿的基础上做到。毛泽东和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是完全不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在1930和40年代与蒋介石斗争时期，特别是当毛的部队面对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他们保证尊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但一旦中共的地位变得牢不可破后，这些保证被玩世不恭地背弃。
把这个与苏俄成立后的几年内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比较。在其先前的辩论中，罗莎卢森堡-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关系到民族问题上她犯了严重错误-声称列宁的政策将导致国家分裂和工人阶级中的分歧。列宁解释说，正好相反，随着强制因素的消除，大多数的旧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会选择留在一个自愿联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体制内。然而，如芬兰的情况表明，群众清楚而明确地希望脱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支持他们的意愿，在1917年12月让芬兰人独立。对列宁、托洛茨基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定性的标准是如何最好地加强和维护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团结，这是优于民族国家的国界的。
在当今的世界上，在新自由主义和加强了的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冲击下，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比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几乎是更为复杂了。新疆亦不例外。如果我们假设大多数维吾尔人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东部和北部的新疆的多数人会同意这样的意图还远远不是确定无疑的-哪里是汉人占多数，这里的严重的种族间冲突的潜在性能够被民族的资本主义精英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
维吾尔人今天占不到一半的新疆人口（ 45 ％）以及在最近石油和天然气繁荣的基础上增加着的汉人的流入，意味着汉族人现在至少占41 ％的人口，在多数大城市里如乌鲁木齐汉族人是明显多数。维吾尔人仍然占新疆南部和西部的多数贫困地区如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的多数。然而在全省有一个很清晰的占多数的穆斯林，在60 ％左右，这包括哈萨克族（人口总数的7 ％） ，回族（ 5 ％ ），以及较小的少数群体如吉尔吉斯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这些团体彼此的关系有时是相当复杂的，例如，突厥语的穆斯林团体和讲汉语的回族之间的关系。
在汉人社区世代生活在新疆的少数人和1949年来定居的多数人包括最近来的一波其中许多人不想永久定居的民工之间也有许多社会和文化分歧。虽然支持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者不主张以歧视汉人来代替歧视维吾尔人。发现自己现在已经处在被压迫民族团体处境下的科索沃（形式上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但现在是帝国主义者联合国的“托管”下的实际独立的国家）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经历突出地表明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不能解决长期的民族冲突并且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爆发冲突。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民族分歧作斗争并且争取团结以推翻资本主义和专制是社会主义者的职责。
列宁总结了这一做法，涉及乌克兰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关系：
" 如果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允许自己被他对大俄罗斯压迫者的相当合理和自然的的仇恨影响到他甚至把一点点这种仇恨转向，即使它只是疏远，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事业的这种程度和如果他忽视乌克兰人的完全平等或者他们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的要求，哪怕是一会儿，那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陷入不仅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且是Black-Hundred民族主义的泥坑，（列宁，民族问题评论，1913 ）
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疆和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在这个阶段，不能肯定大多数维吾尔人想彻底独立。尽管今天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极端一面倒，很清楚新疆得益于与中国其余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且甚至在维吾尔人中有一个可以理解的东突的独立国家会遭受到失去工作和投资的恐惧。不过，如果多数人选择独立，社会主义者将支持这个选择，但必须说明是"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东突厥斯坦" 的口号，并解释说要摆脱北京政权控制（以及中亚的反对独立的资本主义精英） ，只有通过在全中国和全亚洲的基础上的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
只有把他们的奋斗，换句话说，在中国和国际范围的一场工人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同结束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对维吾尔人的民族压迫才能加以克服。在民主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的政府的基础上，新疆人民将自由决定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是否独立（民主的保证包括自治权利或与汉族广大地区分离的权利）或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真正的自治。这包括广阔的中国，中亚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联邦-在民主和自愿的基础上，为开发欧亚大陆巨大的经济潜力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基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新疆和更广大地区的民族冲突是不可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拒绝给予现有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集团任何支持-世俗的或宗教的 -其中没有一个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因此，不管他们声称的目标如何，他们不主张废除压迫和贫穷而只是转变这种压迫的民族-国家形式。但我们是完全反对由中国国家发起的民族主义者或宗教组织的镇压并支持其合法的活动的权利，正如我们呼吁充分的民主权利：政治活动自由，信仰自由，集会权，新闻自由等。我们支持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和文化权利，包括：在与国家交流时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在教育系统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和结束在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各种歧视。
在新疆和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必须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组织起来。为解放自己，它必须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其他省份的工人联结起来。汉族中国工人阶级也必须把反对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压迫的斗争和他们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新疆已在国家镇压和'反恐'中成为用来对付所有那些站起来向中共专制政权斗争的-罢工工人，反污染活动家，民运和社会主义者的最新技术的训练场：只有建设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其中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将发挥关键作用，才能使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成为历史书籍记载的过去。
Post comment
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comments
